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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终得回报</h3>
因为烟叶有一个三年的自然醇化过程。褚时健从1985年就开始试行的烟叶基地"第一车间"到了1987年、1988年，一下子爆发了巨大能量。玉溪卷烟厂的烟叶质量、数量储存令同行大吃一惊。1987年，玉溪卷烟厂凭借营业额、利润额、利税等硬指标，首次成为行业第一，久负盛名的上海卷烟厂在不知不觉中被玉溪卷烟厂甩到了后面。到1989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突破了百万大关，达到113万箱。有一个数字比例能说明玉溪卷烟厂当年由"第一车间"带来的规模效应：120多万亩烟叶基地，年产烤烟350万担，80%为中上等级优质烟叶。玉溪卷烟厂从其中挑选200万担制作烤烟，优中择优，再辅以世界一流的设备、有效的生产劳动管理制度，玉溪卷烟厂的产品很难不受人欢迎。
事实上，到了1988年，红梅、阿诗玛、红塔山已经成为全国畅销的名烟。特别是价位较高的红塔山，被人说，它让中国人抽烟的姿势也优雅起来。
1988年，全国13种包括阿诗玛、红塔山、中华、云烟等名烟的价格放开。经过1989年一年的市场涤荡，一些名烟开始滞销，紧接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刮起了降价风。褚时健选择了纹丝不动，他一再对玉溪卷烟厂有点着急的中高层管理干部们说："你们不要看别人，看自己。我们的产品是上升期，质量过得了关，不愁卖，玉溪卷烟厂还是卖方市场！"
褚时健的自信来源于对玉溪卷烟厂产品质量的自信，而他把产品质量的最大的功劳归功于：原料。一位领导到玉溪卷烟厂参观，对褚时健说："老褚你可不要保守，要帮助兄弟厂搞得和玉溪卷烟厂一样好。"褚时健笑了："领导，我们帮不了大忙，许多兄弟厂设备、技术和管理比我们还强，他们输在原料上啊！上原料至少需要5年时间，每年都要投入上亿资金。这个忙怎么帮？"
贵州的一位副省长来到玉溪卷烟厂，也说："褚厂长，我们贵州的卷烟产业也在振兴，我们很快就可以赶上你们了！"褚时健"嘿嘿"笑了一下，告诉副省长："省长，你们确实赶不上。"副省长大概没见过这么直截了当的企业家，很诧异地问："为什么？"褚时健说到科技就很兴奋："贵州日照时间没有云南长，昼夜温差也没有云南大。光照和温差是优质烟叶生长的必要条件。你看贵州，虽然天晴却多雾，从早上起雾一直到下午三四点才见太阳，两个小时不到雾又起来了。你的烟叶肯定品质跟不上云南。"副省长听了有些沮丧："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褚时健开玩笑说："除非有个人造太阳。"
如果要让褚时健排一下他在烟厂期间做过的工作，"第一车间"肯定在前三之列。这种生产基地的建立，不仅让企业有了很好的利润，让国家收到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利税，也让烟农们获得了比以往多出二三十倍的收入，万元户层出不穷。在褚时健看来，让几方都满意，这件事就算成功了。
<h3>烟叶标准</h3>
有个小小的遗憾是，对于烟叶的检测，玉溪卷烟厂与国家烟草总公司的检测有着不同的理论。仅仅从外观上讲，玉溪卷烟厂是美国的体系，认为颜色深、有斑点的烟叶是上乘烟叶，而国家的评判标准则是颜色金黄亮泽为上乘。尽管玉溪卷烟厂因为褚时健有了"三合一"的创意组织结构，国家烟草总局态度上坚决要求它改掉评判标准，但行动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面上看两边相安无事，各行其道，实际上褚时健知道玉溪卷烟厂如果真的有做行业标杆的决心，就应该带头把这个行业标准改过来。他的自信心来自玉溪卷烟厂的产品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无论什么标准，唯一有价值、有意义的标准应该是消费者的钱包。我们的红塔山、阿诗玛都非常受欢迎，这就是标准。"
最终还是专家说了话。我国著名的烟草研究科学家、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郑州烟草研究院院长朱尊权出面邀请美国烟草专家琼斯和华裔科学家左天觉来做鉴定，一锤定音。据说琼斯打开玉溪卷烟厂醇化烟叶的仓库门时，惊呼："太香了！"经过各种严格检测，琼斯和左天觉以专家身份向国家烟草公司肯定：玉溪卷烟厂的烟叶已经是国际级水平了。
1987年，玉溪卷烟厂向国家上缴的利税为7.63亿元，较上一年增长49.7%；1988年，上缴利税11.9亿元；到1989年，这个数字成了20.3亿元。褚时健的"第一车间"到这时几乎已经可以打满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