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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型的腐败或欺诈行为总是不时出现？答案部分在于，对这种行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人们的认知总随时间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政府重大反腐行动的记忆逐渐模糊。在腐败活动猖獗时期，许多人可能认为逃脱惩罚是很容易的。他们认为，其他所有人也都这么做，而且似乎没有人因此受到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再严格坚持操守绝对是理智的选择。在某些时候，降低操守可能也是社会潜移默化作用的体现。正如拉杰·沙赫所证明的那样，与因为犯罪受到惩罚的概率的相关信息，会通过熟人间的网络进行传播。这一传播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普遍，而让腐败滋生的情况更加复杂，也更加多变。
随着各种金融创新的出现以及金融监管对这一创新的放开，腐败或欺诈就会获得新的滋生机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腐败或欺诈的程度随时间而变化。刚开始的时候，公众可能并不了解这些创新。腐败和欺诈的程度还会因文化而变化，它和害怕惩罚或技术变化毫不相关。这些变化显然是属于动物精神范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化也会发生变化，从而推动或抑制激烈竞争和掠夺性的活动。由于这些文化变化难以量化，且不属于经济学范畴，所以经济学家很少将它们同经济波动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不应该这么做。
在20世纪20年代（即“兴旺的20年代”）的美国，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公然违反法律到地下酒吧喝酒和赌博，而官方又疏于惩戒，所以那时就成了法治不彰的年代。警察对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变得似乎只有傻瓜才会遵守法律的规定。蔑视法律的现象俯拾皆是，人们对有关惩罚概率的信息视而不见。文学作品，包括1925年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对经济掠夺者大加颂扬。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金融掠夺横行的年代，它导致公众在随后几年里对这些行为都深恶痛绝；也正是因为这些掠夺行为，1929年之后及更晚一些时候，美国通过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sup><a id="w6" href="#m6">[6]</a></sup>包括1933年的《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1939年的《信托契约法》以及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
20年代之后的文化变化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休闲活动。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2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定约桥牌风靡一时。1941年大萧条结束时，美国扑克牌制造商协会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定约桥牌已经变成了最流行的扑克游戏，有大约44%的美国家庭在玩这种游戏。定约桥牌是一种需要搭档的游戏，搭档间必须互相配合。自诞生伊始，它就是一种备受推崇的社交游戏，可用于交友甚至找情人。它也被公认为一种学习处事技巧的有效手段（尽管玩牌偶尔也会导致友情破裂或离婚）。但是，定约桥牌很少用于赌博。
不过，在21世纪头10年，定约桥牌已经没落。在人们眼里，它已经变成一种老掉牙的游戏，很少有年轻人喜欢它。不过，近些年来，扑克游戏，尤其是21世纪的新扑克游戏——得克萨斯扑克逐渐风行。这类游戏都是让玩家单打独斗，而且经常用来赌钱，虚张声势或“不动声色”等骗术在这类游戏中特别重要。
当然，我们知道，在牌桌上发生的事情与经济中发生的事情可能没有联系。但是，如果欺骗行为在数百万人在玩的扑克游戏中都可以有一席之地，我们还能天真地认为这种伎俩不会出现在商业领域吗？
<a id="m1" href="#w1">[1]</a> 约翰·加尔布雷斯在其《1929年大崩盘》中描述了经济欺诈行为的周期性特征。他指出，欺诈行为在经济扩张时增长（“挪用公款的行为迅速增多”），并在经济崩溃后被发现。
<a id="m2" href="#w2">[2]</a> 本章的大部分内容来自阿克洛夫和保罗·罗默的共同研究。
<a id="m3" href="#w3">[3]</a> 这个数字是按照1993年的美元价值计算的。
<a id="m4" href="#w4">[4]</a> 尽管直到衰退后期（衰退是从2001年3月至11月）的2001年10月19日，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对安然公司的财务违规展开调查，但安然其实早已遭到怀疑，公司的股票在此之前已经快速下跌。举安然公司的例子只是用来描述在衰退期间（包括持续至2002～2003年的微弱恢复期）存在的一种金融违规行为。
<a id="m5" href="#w5">[5]</a> 阿尼尔·卡什亚普等人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在瑞银集团，那些购买次级抵押证券的人能够获得非常高的利润——这个利润会直接同他的奖金挂钩。
<a id="m6" href="#w6">[6]</a> 1933年，纽约市长赫伯特·H·莱曼说：“我个人认为，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席卷全国的废除禁酒令的运动。借助舆论的力量，反对伪善、敲诈勒索、不遵守法律的战斗已经快要取得胜利。如果让人们畅所欲言，舆论就会创造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