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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货币只不过是一层“面纱”。如果人们能够看透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对实际交易没有影响，面纱说倒是不假。这也正是那些坚信不存在货币幻觉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我们认为，在将名义美元转换成实际美元的过程中，会有所损失，这样的损失就是货币幻觉的结果。
所谓的自然失业率理论几乎一夜之间就流行起来。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它，这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也与经济学家们日益认为经济学应该更科学的观点相契合。经济学家所谓的科学是指，理论上假设的行为应该源于最大化原理。经济学家所谓的科学还意味着动物精神没有立足之地；在工资和价格设定中，货币幻觉也不起作用。
工资合同与货币幻觉
弗里德曼运用这种巧妙的手法彻底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如果没有货币幻觉，通货膨胀和失业水平之间就不存在可以由货币和财政当局决定的权衡关系。相反，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这些决策部门的作用应该是使失业率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保持稳定，以避免螺旋式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且，由于从长期角度来看，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水平之间不存在权衡关系，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应该让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合理的低位。毕竟，这样做并不会使失业率大幅上升。
只有极少的劳动合同包含生活费用调整（也包含指数化调整）方面的条款，经济学家常常对此表示惊奇。1976～2000年加拿大工会合同的大样本中的相关数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些合同中只有19%与指数化调整挂钩。而且，即使其中含有这样的指数化调整，它也远非一一对应的：通常只有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到超过某一设定的目标值时，生活费用调整才会启动；在到达该水平之前，通货膨胀对工资没有任何影响。在大约1/3这样的合同中，实际通货膨胀率低于临界值。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提供或接受这类合同的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用名义货币而不是用实际值（即经过指数化调整后的货币值）来思考。这种不对称的生活费用调整清楚地表明，货币幻觉是存在的。
所以，弗里德曼得出结论，在一定失业水平下，通货膨胀既不会螺旋式上升，也不会螺旋式下降。他将此称为自然失业率。
当然，单凭劳动合同中不包含指数化调整条款这一点并不能充分证明货币幻觉的存在。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在拟订合同时，通过一对一地调整通货膨胀预期（不同于生活费用调整，后者是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后才对实际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工资和价格的设定可以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但是，在思考这一点时我们发现，如果在拟定合同时生活费用调整协议就不包含在内，等真正发生通货膨胀时，工资和价格就很有可能无法调整。在我们看来，工资谈判的各方放弃机会，不是要求签订一份根据实际通货膨胀率进行充分调整的工资合同，而是要求签署一份根据预期通货膨胀率进行准确调整的工资合同，这似乎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大多数工会合同并不包含生活费用调整的内容，即使有也远不够充分。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工资谈判中，根据通货膨胀预期进行准确调整是极不可能的。
弗里德曼还指出，如果在工资设定和价格设定中一对一地加入通货膨胀预期，那么失业水平就会比较稳定，而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不会呈螺旋上升之势。假设我们的起点是零通货膨胀预期和低失业率。在此低失业率水平上，由于对劳动力和商品的需求都很大，企业就会设法提高其产品的相对价格。<sup><a id="w3" href="#m3">[3]</a></sup>这意味着，价格的提高必须超过通货膨胀预期。但如此一来，人们随后就将发现实际通货膨胀率高于他们的预期，进而会上调其通货膨胀预期。尽管这种调整包含他们对过去的误判，但不会削弱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或通货膨胀的上升。只要需求维持在这一高水平上（即只要失业率保持在低位），企业设定的价格就会继续超过预期通货膨胀率，公众也会继续上调通货膨胀预期，而且这些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预期将继续一对一地加入工资谈判和价格设定之中。同理可得，如果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将低于预期水平，价格和名义工资增长率就将螺旋式下降。
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在工资和价格设定中，货币幻觉是存在的。拒绝降低货币工资（被经济学家称为“货币工资具有向下的刚性”）是人们的确有货币幻觉的另一个标志。正如挣工资的人拒绝工资下降一样，消费者也不喜欢物价上升。丹尼斯·卡尔顿在研究工业商品的价格刚性时发现，许多工业商品的价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一年以上）保持不变。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价格上涨，通货膨胀预期也会一一对应于价格上涨。为什么？因为买卖双方都没有货币幻觉。卖者只关心出售产品时的相对价格，而买者只关心他们购买产品时的相对价格。因此，在定价决策中，通货膨胀预期也会被考虑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