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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承认，估计通货膨胀预期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方式是很困难的。不过，经济政策的制定必然要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进行。我们对自然失业率理论的质疑并不在于理论本身。我们认为，该理论确实提供了正确的观点：工资和价格的制定都受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但我们高度怀疑，这些通货膨胀预期是否会精确地、不变地、一对一地影响工资和价格的制定。我们的模拟和估计显示，上述影响关系仍存在很大疑问，在低通货膨胀时期尤甚。
以上讨论让本书作者之一阿克洛夫想起了40多年前的往事。1964年春天，他在麻省理工学院选修萨缪尔森的货币理论课程。萨缪尔森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雷蒙德·索尔尼尔曾提出以下建议：在短期，以高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来实现低失业率是可行的。但当通货膨胀发生时，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就会上升，所以为了维持低失业率，就必须有更高的通货膨胀。这个建议听起来应该很熟悉，只不过讲授者是萨缪尔森，而不是弗里德曼。
然而，该论点的结束语并没有让我们联想到弗里德曼。萨缪尔森总结说，尽管这个建议颇为诱人，但它未必能描述世界的真实运行状况。如果货币和财政当局照此操作，而它又不符合现实的话，我们就将永远处于高失业状态中。萨缪尔森考虑的是大规模的失业——失业人数堪比波士顿、底特律和旧金山的总人口，我们在前文中也已经提到过这一点。我们看到，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这番推理依然极具说服力。
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自然失业率理论未必站得住脚。工资和价格制定都需要考虑各种货币幻觉和公平因素，而考虑这些是和自然失业率理论的假设相悖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
到北方去
我们只需要去北方的国家加拿大，就能看到萨缪尔森的忧虑成真的实例。加拿大的实例说明，否定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权衡关系对经济的影响非同小可。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但加拿大却经历着“加拿大大衰退”（加拿大的著名经济学家皮埃尔·福廷给它起了这个名字）。1996年，福廷比较了这次衰退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情形。他测量了两次萧条时期劳动年龄人口中受雇用部分从顶峰累计下降的幅度。至1996年，加拿大经济累计下降了30%，与30年代大萧条时的经济下降幅度不相上下。福廷在1996年说，这次萧条还没有糟糕到大萧条的程度。而实际上，它比大萧条更深入，持续时间也更长。福廷当时并没有料到，还需要再经过4年多的时间经济才开始复苏。
福廷把问题归结在什么地方了呢？他列出了可能导致衰退的原因清单，如贸易、财政政策、最低工资和限制性货币政策等。很快，他就排除了其他原因，只留下了一个：加拿大银行的限制性货币政策。1987年，加拿大人为它们的中央银行选出了一位新行长——约翰·克罗。克罗出生在伦敦，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了12年，然后转到加拿大银行的研究部任职。之后他在加拿大银行一路晋升，先后任研究部副主管、研究部主管、行长助理和副行长。在克罗接任行长时，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是4.8%。他十分慎重地接受了银行委派的任务：保持物价稳定。克罗是自然失业率理论和央行有能力降低通货膨胀信条的忠实信徒，而且他也成功地完成了此项任务。1993年，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降到了1.8%，但成本高得吓人。失业率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1992年时这一数字高达11.3%。
但是，克罗对他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自豪。他认为，为低通货膨胀付出的成本是暂时的，而其好处则是长久的，因为人们的预期会发生改变。克罗极力为他的政策辩护，以至于加拿大媒体称他“好斗”并且“粗鲁”。1994年，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戈登·泰森接替克罗担任加拿大央行行长。但是，他和克罗“师出同门”，他延续了之前的低通货膨胀目标政策，并且实行了7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