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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储蓄理论为什么有误？
以上所有事实，包括储蓄的随意性、不储蓄、储蓄对情景的敏感性，都明显不符合经济学家宣称的储蓄决策理论。
凯恩斯认为多数人根本就没思考过他们应该储蓄多少。他认为，人们只是自动对其收入变化做出反应：人们有一种倾向，作为一种规则，一般来说，当收入增加时消费也增加，但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么多。这个消费观点和本章集中讨论的储蓄易变性难题并不冲突。其实，凯恩斯小心插入的这句“作为一种规则，一般来说”，似乎恰恰承认了我们所说的储蓄决策并不精确这一事实。但在凯恩斯之后，经济学家关于消费的观点开始僵化，储蓄是理性最优决策的结果这一假设又重新回到了经济学中。经济学家也在寻找更加精密的模型，以便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开展计量研究。从出现最优控制和动态规划理论开始，他们就发展了如下观念：个体会精确地在不同时间点的消费支出利益之间寻求一个最佳平衡点。现在，不论在宏观经济学中还是其他经济学分支中，它都是基本的研究范式。
当然，因为人们确实有储蓄的经济动机，储蓄才会发生。考虑了经济动机而将其他因素排除在外的理论，也能够准确合理地预测最容易观察到的一些消费特征。这就是生命周期中的消费行为理论。该理论成功地预测，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通常会在年轻时储蓄，为将来积攒资金，供老年以后消费。即使对本章所研究的最随意的计划者来说，这也不是什么让人吃惊的发现。即使是拙于规划的储蓄者，其行为背后也存在某些合理性，足以解释这些储蓄模式。不过，标准理论似乎对储蓄为什么如此易变只字未提。在某些主要的方面，它要么不完备，要么不精确。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因为标准的经济理论框架假设储蓄决策是最优的，所以它不能用来分析某些我们最关注的储蓄问题。按照假设，如果人们的储蓄决策是最优的，那么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他们一定会储蓄合适的数目。然而，这一假设本身就忽略了这一问题。按照我们前文的描绘，人们并不会认真思考他们的储蓄行为，其储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各种制度和心理状态的影响。一般来说，结果就是多数人储蓄不足，这就使他们的老年生活缺乏经济保障。
当然，储蓄不足在多数发达国家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美国的一项调查中，7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储蓄还不够。另一项调查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储蓄了多少”，另一个是“你认为应该储蓄多少”。两个问题的答案大约有10%的差距（相对于收入），这说明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储蓄得更多一些。为了弥补不足，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大力补贴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此外，大量雇主都要求雇员缴纳养老金，并为其提供资助。很多类型的储蓄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尽管有这些养老支柱，人们一般还是认为，家庭的金融资产仍然远远低于维持退休后消费所需的水平。
其实，这些问题也是国家政治问题的核心。小布什政府的很多重大提案未曾遭遇过太多反对，直到它试图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之时，才第一次遭到公众的反抗。约瑟芬·普布里克可能不是优秀的理财规划师，但她至少大体知道在她年迈时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有多重。布鲁金斯学会的加里·贝特里斯试图研究人们对社会保障的实际依赖程度。他把65岁以上（含65岁）的人口按收入分成了5个等分组（每组包括20%的人数）。在每个收入水平，前4个等分组（0～80%的人数）的非工资收入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社会保障体系，前3个等分组中这个比例更高。大多数人依靠社会保障生活，这说明了为什么人们强烈反对政府提出的私有化建议，以及为什么社会保障计划如此受青睐。人们依靠它，是因为他们自身的退休储蓄太少。
本书作者之一阿克洛夫的个人经历也可作为注解。他曾经是2004年克里竞选团队的经济顾问小组成员。选举之前，该小组每两周召开一次电话会议。从第一次直到最后一次会议，阿克洛夫都坚持认为，克里应明确表示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维持现状。到最后，担任奥巴马总统主要顾问的奥斯登·古尔斯比开玩笑说：“现在我们会收到乔治的来信，他说克里应该向公众煽动社会保障的话题。”但克里并没有抨击小布什的私有化方案，因为他自己根本设计不出一个计划来保持目前的收益规则，除非进行外部注资。我们当时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我们觉得那并不重要。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结果，要保持现在的社会保障水平，须花去应税收入的2%。当时我们认为（而且现在还这样认为），克里的措施让他付出了竞选失败的代价。
储蓄与国民财富
我们已经讨论了个人的储蓄决策、为什么储蓄具有易变性，以及它对人们退休后的幸福有多重要等问题。不过，关于储蓄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国家的财富有巨大差异，如果按人均收入来算，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间有200倍的差距。如果把卢森堡和布隆迪也算在内，差距接近1000倍。<sup><a id="w2" href="#m2">[2]</a></sup>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取决于各国的贸易自由度、人们的技能、地理位置、现在和历史上的战争以及政治和法律制度等。最近，经济学家们一直强调技术变化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的作用，但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强调的是来自储蓄的资本积累。
即使在今天，有些国家（尤其是在东亚）依旧尊崇亚当·斯密的观点。它们采取储蓄战略来摆脱贫困，<sup><a id="w3" href="#m3">[3]</a></sup>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加坡。1955年，新加坡开始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CPF）。它与塞勒和贝纳茨的“为明天多储蓄”计划类似，不同的是，担任决策者的是政府。起初，它要求雇主和雇员分别按照雇员收入的5%缴纳公积金，但后来缴纳率迅速提高。1983年以前，缴纳率持续上升，雇主和雇员都被要求缴纳雇员收入的25%（加起来是50%）。缴纳率根据一个复杂的明细表得出，但即使到现在，25～50岁高工资雇员的缴纳率也达到34.5%，其雇主则需要缴纳20%。该体系并非现收现付，而且集中起来的资金也确实用在了投资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公积金制度，新加坡的总国民储蓄率数十年来一直在50%左右。
该制度的制定者李光耀曾长期担任新加坡总理，他或许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之一。他创造的高储蓄经济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榜样。中国实现了新加坡式的储蓄成就，同时也实现了新加坡式的连续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和美国在储蓄上的差异，正好是储蓄行为的两个极端，这能够说明为什么各国的储蓄行为存在这么大的差别。所以，两国的储蓄者对待消费和储蓄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就毫不奇怪了。
中国曾有着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只是近来才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超过。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的奇迹般的经济成就，多半也要归功于高储蓄率。<sup><a id="w4" href="#m4">[4]</a></sup>中国的总储蓄（含贬值）包括个人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政府的税收超过支出部分的储蓄）的总和，近年来达到了GDP的一半。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个人储蓄总额超过了GDP的20%，今天仍保持这一高水平。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数十年来都致力于推动个人储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就用一些专门的税收激励来推动储蓄，如个人退休账户，401（k）和403（b）计划，以及储蓄债券运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