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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储蓄率差别很大，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些国家的净储蓄达到其国民收入的1/3，有些国家则为负数。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约为10%，但近年来已经降至负数。伴随储蓄率的大幅下降，美国消费者破产的案例大幅增加，而这显然和不断下降的储蓄率有关。个人退休后的财富也有极大差别，主要也是因为储蓄倾向上存在巨大差异。
目前关于储蓄的标准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储蓄差异。按照标准理论，人们会在储蓄和消费之间进行权衡取舍，以达到一个精确的平衡。无论何时，人们都会权衡今天多消费1美元带来的收益和暂不花费带来的未来收益。如果储蓄，他们就可以在将来消费这1美元及其带来的利息，享受到消费这笔钱带来的更多预期收益。我们会看到，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理论是有用的，因为它确实反映了储蓄的某些真实动机。不过，我们也会看到，该理论违背了很多有关储蓄的事实。尤其是，它完全回避了储蓄的易变性谜团：为什么储蓄对一些细微的暗示和制度变化这么敏感？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给现有理论作一些补充。
我们认为，储蓄只是标准经济学理论阐述的基本经济动机的部分后果。人们希望退休后有一笔积蓄，想给孩子们留下一点儿遗产，或者给他们的教堂甚至母校一点儿遗赠。不过，标准经济学理论并未解释储蓄的诸多细节。为了理解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们必须明白，储蓄取决于我们讲述的关于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故事，即取决于消费和储蓄决策是在什么情景下做出的。情景决定了人们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我应该再储蓄1美元（或者1元，或者1个第纳尔），还是应该把它花掉？”这些故事和情景都在不停地变化，动物精神的各种元素也就被带入了储蓄决策。
情景在很多方面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在购物中心，人们不假思索地用信用卡购物，但如果稍微思考一下，其中很多东西是本不应该买的。我们也可以在经济实验中看到它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专门用来准确说明不断变化的心理状态如何影响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决策的实验。我们可以在各国的消费差异中看到它的影响，如美国和中国的消费差异。我们还可以从美国个人破产案例越来越多的趋势中看到它的影响，破产也越来越不被看成是个人失败的标志了。
情景的重要性有一个通行的解释：人们很难知道要积攒什么，也难以想象在遥远的将来自己会是什么状况，需要消费多少。他们甚至会认为，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思考这些问题并不合适。所以，人们在做储蓄决策时，很容易受到各种暗示的影响，这些暗示告诉他们应该消费多少、储蓄多少。这些暗示来自他人的行为和看法。例如，他人的行为可能暗示，作为爱国的美国人或中国人，应该消费多少或者储蓄多少。这些暗示还来自我们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应该持有的想法的认知。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就在考虑遥远的将来，我们通常会觉得有点古怪。这些暗示还可能是直接的，就好像一手拿着信用卡，它似乎在喊“来消费！来消费”；另一手拿着退休金计划的缴费单或分配条款，它们似乎在提示应该储蓄的数额和方法。
人们做出储蓄决策的盲目性和他们对各种暗示的敏感性，共同造成了储蓄的易变性。很多政策建议都是建立在标准储蓄理论，也就是基本经济学原理基础上的，根本没有提到这些暗示，所以这些政策建议常常是错误的。
经济学家赫什·谢弗林和理查德·塞勒用一个实验论证了这种想抓住救命稻草的倾向。他们问实验对象，如果在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得到了一笔一次性的意外之财（2400美元），他们会怎么花掉它？
第一种情形是，额外收入是一笔新发放的工作奖金，它将通过下一年里每月发200美元的方式发放。中位实验对象说每个月会花掉100美元，总共花1200美元。第二种情形是，额外的2400美元在当月一次性发给个人，中位实验对象说会立刻花掉400美元，接下来的11个月每月再花35美元，所以总共花掉的只有785美元。第三种情形是，继承一笔2400美元期限为5年的可转让生息存款，5年后可以得到2400美元本金以及各年的利息（所以该笔遗产的现值仍然是2400美元），中位实验对象回答说，今年不会动用这笔遗产。<sup><a id="w1" href="#m1">[1]</a></sup>
合理的经济理论应该隐含这样的结论：在所有三种情形下，实验对象把这笔意外之财用于消费的比例应该都是一样的。谢弗林和塞勒认为，上述结果证实了人们会把收入或财富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在本例中，是当前收入、资产和未来收入账户）中，并以极其不同的心理来看待这些账户，与这些账户相对应的消费行为也差异极大。他们想要消费多少的决策高度依赖于他们依据什么情景来回答“我应该存多少钱”这个问题。
从上述结论得出，环境和观念显然都对储蓄决策至关重要。其实，如果考虑心理情景，我们就能推测我们的学生和哈佛的助理教授脑子里的真实想法。他们的储蓄行为其实反映出了他们对未来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看法。想想新到岗的哈佛助理教授，他理所当然地对终于完成博士学业颇感自豪，现在他在世界最顶尖的哈佛大学工作。他脑子里最初全都是实现那些将其带入哈佛大学的期望，而不是填写一份关系到他遥远的退休生活的表格。我们的学生脑海深处也有类似想法：他们非常乐观地认为自己将来会取得成功。按他们当时的心理情景，思考储蓄率会让人觉得他们有些不对头。对他们来说，在职业生涯还未开始之前就考虑未来的退休问题并不合适。
其他研究也证实了储蓄决策的易变性，以及储蓄决策对储蓄量相关的各种暗示的敏感性。塞勒和施洛默·贝纳茨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员工的拖延倾向。他们称之为“为明天多储蓄”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被邀请加入该计划的雇员可以事先选择当前工资和未来的提高部分的一部分，作为储蓄金额。塞勒和贝纳茨仔细分析了该计划对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的影响。即便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推动，也引起了储蓄的很大变化。员工们选择从当前收入中拿出相对较小的部分用来储蓄，但他们承诺要把未来工资和收入增长的较大部分用来储蓄。结果，平均储蓄率短期内就翻了一番。
另一个现象也指出了缴费和储蓄决策情景之间的关系。享受税收优惠的401（k）计划的相关规定在1998年被修改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行为经济学家的吁请。当时，美国国会允许企业自动让员工加入储蓄计划并以默认的标准缴费，但员工有权通过填写一张表格拒绝加入。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采用该办法。在自动加入计划的推动下，员工加入的速度快了很多，所以符合条件的员工参加该计划的比例也从75%上升到了85%～95%。最为突出的是，多数员工都按照默认的比例缴费。他们好像并不知道应该存多少钱，索性让默认的选项来替自己决定。
安娜·玛丽亚·卢萨迪和奥莉维亚·米切尔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的储蓄决策十分缺少计划性。因为几乎没有计划，所以储蓄决策对于人们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的一些暗示非常敏感。卢萨迪和米切尔在“美国健康和退休调查”中增加了一个关于退休计划的板块。该调查从50岁以上人口中随机抽样。令人诧异的是，虽然这些调查对象年纪都已经不小，事实上其中多数人都已退休，但只有31%的人说他们或其配偶曾试图制订此类计划。在这31%的调查对象里，又只有58%表示他们曾制订过此类计划。只有如此少的人，尤其是老人，肯不怕麻烦花费时间和精力，为支撑他们大部分的成年生活制订计划。这的确是一种异常现象。毕竟，退休生活通常要持续很长时间。按照现在的预期寿命，50岁的男子有48%的概率活到80岁，而50岁的女性有62%的概率再活30年。女性活到90岁也很常见（26%的概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