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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为获得工人而竞争,不仅影响了跨国公司员工的工资水平,而且也影响到了竞争同一批工人的本土企业员工的薪酬水平。2006 年,《商业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到,某家中国本土的空调压缩机制造商的“员工年度离职率高达 20%”,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无奈地观察到,“他能做的,只是减缓员工跳槽到三星、西门子、诺基亚以及其他本行业内的跨国公司”。《远东经济评论》在 2008 年曾报道,广东省的工厂“连续 5 年都在努力招聘员工,工资水平也翻了一番”。
推动工资上涨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强。2012 年,《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称,“中国的许多工业区都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工厂需要费尽心思才能找到足够的工人”,并且“经常要向招募新工人的中介支付高额的费用,这些工人往往来自遥远的省份,中间需要乘坐长途客车或火车”。同年,《华尔街日报》的另一则报道指出,中国城市的平均工资在一年时间里就增长了 13%。
竞争压力已经对工作环境和工资产生了影响:
这就意味着,经理不能够再期望仅仅提供 8 人间宿舍就能让劳动力一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了……除了提高工资外,永晋公司(Yongjin Group)也改善了宿舍的条件和公司餐厅的伙食。他们原本需要 6,000 名员工,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还有 5 座工厂缺少 10% 的工人。
2012 年《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指出,在中国一家组装 iPad 的工厂内,那些原本坐在“绿色塑料矮凳”上备受背部酸痛困扰的工人,突然间都有了全新的“高靠背”木椅。这些变化并非孤例,劳动力市场正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不同行业的公司也在争夺同一批工人。《纽约时报》这样报道:
“随着最大的公司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其他工厂不得不做出同样的改变,不管它们愿不愿意,”惠普高级副总裁托尼·普罗菲特(Tony Prophet)如是说。“大火已经点燃,这些公司正处在火焰中。它们必须不断提高竞争力。与 18 个月前相比,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市场竞争带来的工作条件改善和政府强制改善工作环境不同,市场带来的改善来自于工人具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因为有更多的雇主为得到具有更多工作经验和更高生产率的工人而展开竞争,而政府管制无谓地提高用工成本——不论这些成本是否超过劳动生产率,只会减少工人现有的选择空间。
自由市场不是零和博弈系统。所谓零和博弈,是指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自由市场是一个创造更大产值的过程,随着工人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这些工人,他们的雇主和消费者都能同时受益。然而,亚洲各国的政治家们一直试图通过最低工资法,简单地提供较高的工资,这只会阻碍自由市场的进程,并产生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已在其他推行最低工资法的国家有着明确记录。
同样,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在推动工作条件改进,这一民间压力也会在制定标准时忽视成本及影响。2013 年孟加拉国发生的工厂坍塌事件导致 1,000 多名工人死亡,这类悲剧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国际舆论压力,他们被要求提供更安全的工作条件,或撤离那些从不执行安全标准的国家。但是这些压力也被用来推动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组建更多的工会,而提倡者通常不考虑背后的成本及对就业的影响。
雇主和雇员都需要面对许多不可避免的固有限制和权衡,第三方观察者却无须面对。因此,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这些事。
集体谈判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一直认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和雇主数量众多,并且他们都是分别且独立进行竞争,而不管政府有没有对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管制。然而,对劳动力而言,这不是唯一的市场情形。工会里的工人会就工资和工作条件与雇主进行谈判,而不管雇主是单独采取行动还是作为雇主协会成员采取一致的措施。
雇主组织
几个世纪以前,雇主更有可能组织起来,一致设定工资和工作条件。在中世纪的同业公会中,高级技师集体制定规则,决定学徒和短工的雇用条件以及针对顾客的产品定价。今天,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业主集体制定规则,决定在不招致联盟罚金的情况下可以支付给球员的最高工资总额是多少。
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之间为了得到工人而相互独立竞争,工人之间为了得到工作而相互独立竞争,最终决定了工资和工作条件,与此相比,集体决定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显然非常不同。显而易见,如果不能从雇主组织中获益,使自己支付的工资低于自由市场上的工资,雇主就不值得组织起来集体行动。关于中世纪同业公会、现代工会及其他形式的集体谈判行为的公平与否已经有很多论述。这里,我们研究一下它们的经济后果——特别是对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资源的分配的影响。
顾名思义,这些组织的存在,都是为了让劳动力价格脱离自由公开的竞争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市场竞争倾向于根据工人的生产率决定工资水平,进而使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地方转移到生产率高的地方;类似地,组织起来人为地降低或提高工资,破坏了这种资源流动过程,导致整个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例如,如果雇主协会规定零部件产业的工资低于其他地方相似技能的工人的工资,那么除非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很少会有工人来应聘零部件生产的工作。如果零部件制造商支付给劳动力的小时工资是 10 美元,而自由市场上雇主之间的竞争使得这些工人能够得到 15 美元的时薪,那么许多工人就会去 12 美元时薪的产业。从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有能力每小时产出 15 美元价值的工人却只能在其他地方每小时产出 12 美元价值。这对顾客来说显然意味着损失,也是整个社会的损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顾客。
零部件行业工人的直接且可见的损失,从经济角度来看却不是最重要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损失与收益虽然是社会或道德问题,但并不能改变关键的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如何影响整个社会可以获得的财富总额。导致经济中的财富总额产出少于自由市场中的产出的原因是,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将工人束缚在生产率不高但工资却更高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得到高工资,是由于低生产率的职位上也存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工资高于市场水平的行业。如果工会成功地将零部件行业工人的工资提高到每小时 20 美元,那么与自由市场竞争中的 15 美元相比,雇主在这一高工资水平下会减少雇用人数。事实上,只有那些每小时产出至少达到 20 美元的工人才会得到雇用。雇主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提高生产率——留住最熟练、最有经验的工人,通过追加资本的方式使劳动力每小时产出更多的产品,以及通过其他的手段,但是没有一种方式是免费的。
从零部件行业流失的工人不得不选择次优项。像以前一样,那些每小时能够生产价值 15 美元零部件的工人。可能最终会在另一个每小时产出 12 美元的行业工作。此外,这不仅仅是在高工资水平下找不到工作的某些工人的个人损失,也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损失,因为稀缺资源没有被分配到生产率最高的地方。
如果工会制定的工资水平高于自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水平,那么零部件制造商就不仅仅要为劳动力支付更多的钱,他们还要追加资金或后备资源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使劳动力每小时的产出大于 20 美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表面上看可能更有“效率”,但是用更高的单位成本生产更少的零部件对经济而言毫无益处,即使生产中所需投入的劳动力减少了。因为从零部件行业流失了大量工人,其他行业于是接纳了比往常更多的劳动力,使这些行业能够扩大产出。但是,这些扩大的产出并不是额外劳动力最有效的用途。只不过是因为工会人为规定的工资水平,使劳动力从高生产率的地方转移到了低生产率的地方。
不管是雇主协会人为降低工资水平,还是工会人为提高工资,都会减少零部件行业的就业率。总有人必须流向次优选项——从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也是次优选项,因为稀缺资源没有被分配到最有价值的用途。集体谈判的当事人当然只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要从整体上来评判,就需要关注这一过程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在相互竞争的社会成员中对经济利益进行内部分割。
即使雇主看似能够顺利地做好他们想做的事情,历史却常常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带来的影响,他们做得并不好。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没有比重获自由的黑人更脆弱的工人了。他们极度贫穷,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没有统一的组织,也不熟悉市场经济的运作。白人雇主和南方地主为了压低黑人的工资并限制他们作为佃农的决策权做了许多尝试,然而都因为市场中白人雇主和地主间尖锐的相互指控而瓦解。
当美国白人雇主集体制定的工资水平低于黑人的实际生产率时,有些雇主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会支付稍高于其他雇主的工资,这时他仍然有利可图,只要他提供的高工资不高于黑人工人的生产率。特别是农业劳动力,随着种植季节的临近,每个雇主都面临压力,因为农场主知道庄稼的收成取决于春耕时雇用了多少人手来耕作。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通常因某种对其他农场主的忠诚而被搁置。美国南北战争后的数十年间,黑人工资的增长率一直比白人高得多,即使按绝对价值来计算后者的工资要高得多。
通常,卡特尔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是不管它们集体规定了怎样的条件来使整个卡特尔的利益最大化,单个卡特尔都会为了自身优势而违背这些条件;如果它们能够侥幸成功,通常会导致卡特尔的解体。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南方,当地白人雇主卡特尔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面临着差不多相同的情况,当时那里的白人农场主组织起来,试图压低日本裔农民和农场劳动力的工资。然而,这些卡特尔在白人尖锐的相互指责中土崩瓦解,因为农场主之间的竞争导致他们纷纷违背了相互勾结的协议。
雇主组织实现目标的能力取决于它对成员施加约束的能力,以及抑制竞争性雇主在组织之外崛起的能力。中世纪同业公会的行规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法律强制力保持雇主组织的内部纪律,避免组织外竞争性雇主的崛起,雇主卡特尔无法成功维持。
在特殊情况下,如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的雇主组织就是不受反垄断法制约的合法垄断组织。没有球队想退出棒球大联盟,他们无法确保在退出后还能从棒球球迷处获得同样多的资金支持,也不敢保证不参加重要的联盟球赛时还能获得同样的媒体关注,如此一来,内部规则就能够强加给每支球队。另外,也不太可能出现新的联赛,与棒球大联盟竞争,这甚至不具有可行性,因为新联赛无法得到同样多的球迷支持或媒体关注。因此,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能够作为一个雇主组织,行使一些曾经被中世纪同业公会使用过的权力——在它们失去法律力量并销声匿迹之前的强制权力。
工 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