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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时间就是金钱，它能够抵抗政治呓语，而且它本身也是一条重要的经济原则。
经济调整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时间也很重要，因为大多数经济调整都需要时间。也就是说，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慢慢展现出来，而且针对不同的决策，市场调整速度也不同。
经济后果不会马上显现，这一事实使得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能够牺牲未来，创造当前收益，从而在政治上大获成功。政府养老金计划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因为大多数选民很乐意被纳入政府养老金计划，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和精算师指出，政府承诺的福利并没有足够的财富来支持。然而，只有等几十年后，经济学家和精算师才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人的远见有限，因此风险随时间而来。这种固有的风险，必须与赌博或俄罗斯轮盘赌产生的风险严格区分开来。用来应对不可避免风险的经济活动，会设法最小化风险，同时将风险转移到最有能力应对它们的人那里。接受这些风险的人通常不仅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经受短期损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要比那些转移风险的人更能降低风险。例如，大宗商品投机商可以比农民从事更广范围的风险活动来全面降低风险。
虽然全球小麦大丰收使小麦价格远低于播种时预期的价格，并导致种植小麦的农民遭受损失，但是相似的灾难却不可能同时打击小麦、黄金、家畜以及外汇，因此对这些商品进行投机的专业投机者相比那些只对其中一种商品进行投机的人（如种植小麦的农民），承受的风险要小得多。
投机者具有的各类统计知识或其他专业知识，能够进一步降低风险，远远低于农民或其他生产者所面临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从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来看，投机降低了整个经济的风险成本。除了有更多的人因为有保障的市场能够在晚上睡一个安稳觉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更多的人能够在高风险条件下进行生产了。换句话说，由于大豆投机者的存在，经济体能够生产更多的大豆了，虽然投机者自己对如何种植大豆一无所知。
理解将不同经济群体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非常重要，农民和投机者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而最重要的是理解这种共同利益对整个经济产生的影响，因为媒体为了提高报纸发行量和电视节目收视率，热衷于强调争议，共同利益因此常常遭到忽视和扭曲。政治家同样会将不同的群体描述成是彼此针锋相对的敌人，声称自己是某一群体的救世主，并从中获益。
例如，当小麦价格飙涨时，抱怨投机者舒服地坐在空调办公室里，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而农民却要连续数月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挥汗如雨地辛苦劳作，没有比这种抵制不公平的呼吁更容易蛊惑人心的了。而投机者在收获季节遭受经济重创，农民却因为有了投机者提供的有保障的小麦价格而舒服生活，这种情况往往被人遗忘。
同样，当即将出现的或预期的短缺抬升了价格，政治家及媒体就会对过高的零售价格感到愤怒，因为卖方从供应商那采购商品的价格很低。但是，商品以前的成本是历史；当前的供给和需求状况才是经济。
例如，1991 年海湾战争早期，人们预期中东地区石油出口可能因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而受阻，于是全球油价大幅上升。鉴于此，一位投机商租用一艘油轮从委内瑞拉购买了一整船石油运到美国。然而，在该油轮到达美国港口之前，海湾战争比预期更早地结束了，于是油价下跌，导致投机商只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石油。在这种情况下道理也是一样，他在过去支付的成本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得到的才是经济。
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讲，不同预期、不同时间购买的不同批次的石油，在今天一同进入市场时都是一样的。只要目标是以最有效的方式来配置稀缺资源，就没有理由设定不同的价格。
时间与政治
政治和经济在处理时间的方式上截然不同。例如，城市公交车的票价太低显然会导致公交车在报废时无法得到替换。长远来看，符合逻辑的经济结论是提高票价。然而，以“不公平”来反对提高票价的政治家，可能会在下一届选举中获得公交乘客的选票支持。而公交车不会立刻报废，也不可能在将来某一时日同时报废，因此票价过低的影响不会即刻全部显现出来，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时间里。多年之后，很多公交车出现故障或报废，却没有足够多的新车来替换，到那时乘客才会发现等车的时间似乎变长了，公交车也不再像往常那样按照计划的班次到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