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索维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当城市交通系统变得很糟糕，人们就会迁离城市，进而导致税收流失。此时，已经离公交票价的政治争议过去许多年了，很少会有人记起这场争议或明白它与当前问题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那些因扮演维护公交乘客利益的角色而深受欢迎，并在市政选举中获胜的政治家，现在也已晋升到州政府甚至国家政府中了。随着税基的下降，城市服务恶化，基础设施被忽略，昔日公交乘客心中的英雄人物甚至会自诩说他们担任市政官员时情况要好得多，并将当前的问题归罪于继任者的无能。
然而，在经济方面，未来的影响可以用现值来预期。如果公交票价不是由市政府来管制，而是由自由市场上运营的私人公交公司制定，那么忽略对公交车报废后的重置做财务预提，就会<strong>立刻</strong>导致该公交公司股票价值下降。换句话说，那些关注资金安全性和盈利能力的专业投机者对长期影响的预测会导致公交公司现值的下降。
如果公交公司的管理者决定维持较低的票价，或决定提高管理人员的工资，而不是预留一部分资金用来维护公交车队，会导致公交车报废后无法得到重置，但 99% 的公众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或它的长远影响。剩下的 1% 的人中最有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那些拥有公交公司股票，或考虑购买该公司股票，以及贷款给该公交公司的金融机构负责人。这些投资家、潜在的投资家或债权人会检查公交公司的财务账目，并且早在第一辆公交车报废之前，他们就会认为该公司的现值将会下降。
在其他情况下，市场经济使得精确的知识能够有效地影响决策制定，即使 99% 的人并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然而在政治上，无知的 99% 的人却能够立刻使民选官员和那些最终危害整个社会的政策在政治上获胜。期望公众都成为金融或其他方面的专家显然是不理智的，因为一天只有 24 小时，而且人们还要生活。更理智的做法是，让更多选民认识到通过政治过程制定经济决策的危险性。
时间能够让规模经济从经济优势变成政治债务。一家公司斥巨资投资一项固定设施，如大型汽车工厂、水电站、摩天大楼，这些不能移动的资产极易成为当地高税收或工会雇员的目标，工会雇员可以罢工，使它关闭并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直到公司满足他们的要求为止。如果劳动成本只占企业巨额投资成本的一小部分，为了使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运转下去，即使将工资增加一倍也是值得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会任由公司或行业的收益率无休止地降低。因为在经济的其他方面，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就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虽然工厂或大坝不能移动，但是办公人员——即使是国内或国际公司总部的员工——却能够很容易地转移到其他地方。正如纽约的情况，高税收导致许多大公司将总部搬出了该城市。
如果时间足够长，甚至有着大型固定设施的行业也会改变它们的区域分布——并不是真正地转移已有的大坝、建筑物或其他设施，而是避免在老工厂或老设备所在的没有前景的地方建设新设施，他们会将新的、更先进的设施或装备安置到能够很好地把企业当作经济资产，而不是经济猎物的区域。同时，那些把企业当作猎物的地区，典型的如底特律，当企业纷纷离开，税收和就业岗位随之而去，还会遭到世人同情，认为是碰到了坏运气。
一家酒店不能跨越州界，但是一家连锁酒店却可以在任何地方开设新的酒店。一家拥有最新技术的新钢铁厂同样可以在任何地方设厂，而那些老式陈旧的钢铁厂要么倒闭要么淘汰。在公交公司的案例中，票价过低导致公交公司无法在长期中维持同等水平和质量的服务；同样，由于时间间隔过长，很少有人将过去的政策和事件，与目前某些地区青年就业机会减少、税基减少以及公共服务无以为继的衰败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地区就成为“铁锈地带”（rustbelt）。
“铁锈地带”并非仅仅指失去工作岗位的地区。即使是在高度繁荣的地区，工作也一直在消失。区别在于，商业发达地区一直有新的工作取代原有的工作。但是“铁锈地带”或因高税收、政府和工会的繁文缛节等损害效率而导致企业无利可图的地区，几乎不会有足够多的新工作来代替原有的工作，而原有的工作随着时间推移以及经济环境的正常变迁将逐步消失。
然而，政治家和媒体工作人员可能只注意到原来的工作已经消失，却未曾注意到没有出现替代的新工作，这些新的工作没有留在那些仇视经济活动的“铁锈地带”，而是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
时间与预期
虽然很多政府官员除了下一届选举对其他都漠不关心，然而受制于政府法律和政策的个体公民却能够预见这些法律和政策产生的影响会与最初的目标截然不同。例如，当政府拨出一部分资金用来帮助有学习障碍和心理问题的儿童时，隐含的假设就是这类儿童的数量或多或少是既定的。但是，这笔资金促使人们把更多的儿童被归为具有学习障碍和心理问题。负责这些儿童项目的组织会根据哪些问题容易获得政府资金，而将一些有问题的儿童诊断为具有这些特定的问题。许多依靠福利救济的低收入母亲甚至会让她们的孩子在考试以及学校中表现得差些，以便能够为她们微薄的家庭收入增添一些资金。
新的法律和新的政府政策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受法律和政策影响的对象会对改变后的激励做出反应。例如，2005 年的新破产法使得美国人越来越难以通过破产来摆脱债务。在没有该法案的时候，美国平均每周有 30,000 家公司申请破产，就在该法案生效之前，申请破产的公司数量达到每周 479,000 多家，而在新法案生效后立刻降至每周 4,000 家。显而易见，许多人都意识到破产法的变化，并在新法律生效之前匆忙申请破产。
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试图没收土地重新分配给贫穷的农民，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治运动与实际转让土地之间可能相隔多年。在这些年里，现有土地所有者对未来的预期会导致他们放松对土地的维护，并放弃获得长期受益，因为这些长期收益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除草、灌溉、筑栅栏和其他土地看护工作来获得。当土地真正到穷人手上时，土地状况可能变得非常差。正如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曾提出的，土地改革有可能是“无力承受者的一个糟糕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