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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言要没收富裕的外国人的财富——不论是土地、工厂、铁路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在政治上广受欢迎,于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做出这样的威胁,即使他们也很害怕真正实施这些威胁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因此并不会真正去实施。以 20 世纪中期的斯里兰卡为例:
虽然理想的共识认为外国房地产应该国有化,但是执行国有化的决定却往往被习惯性地推迟。不过它仍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政治威胁,不仅使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茶叶公司的股票价格相较于股息来说较低,而且也吓跑了外国资本与企业。
甚至是非常一般的威胁或不负责任的声明都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比如马来西亚在一次经济危机期间的表现: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试图将危机归罪于犹太人和白人“仍然想统治世界”;但是每当他指责一些外国替罪羊时,马来西亚的货币和股票市场就会下跌 5 个百分点。于是他的大嘴巴逐渐闭上了。
总而言之,不管地主、福利妈妈、投资者、纳税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人们都有一定的预期。如果政府认为政策只会产生预计的影响,那么他们通常会对结果感到很吃惊或震惊,因为那些受制于政治约束的人会通过各种方式做出反应,使自己受益或保护自己。这些反应带来的副作用常常使得政策产生的结果与计划全然不同。
在不同的经济体中,预期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在通货膨胀期间,人们手里的钱会花得更快,他们会囤积日用消费品和其他实物资产,这就加剧了市场上不断减少的实物商品与不断增多的用来购买商品的货币之间不平衡。换句话说,当货币迅速失去价值而无法发挥作用时,人们就会预期无法在将来获得所需的商品,也就会预留一些资产以备不时之需。在 1991 年苏联恶性通货膨胀期间,消费者和企业都在囤积货物:
囤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俄罗斯人囤积了大量的通心粉、面粉、腌菜和土豆,堆积在他们的阳台上,电冰箱里也塞满了肉和其他易腐烂的商品。
商业企业也同样以实物交易,而不是使用货币:
到 1991 年,企业更愿意相互使用货物支付,而不是俄罗斯卢布(事实上,最聪明的工厂经理也因受到国内和国际实物交易的冲击,不再给员工支付俄罗斯卢布,而是发放食物、衣服、日用品甚至是古巴朗姆酒)。
对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讨论常常根据其所宣扬的目标,而不是它们所引发的激励。对许多人来说,这未免有些目光短浅。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关注的时间范围通常仅限于下一届选举为止,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广受欢迎的目标都会为他们争取到大量的选票,而它的长远影响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显现,无法在选举期与政治联系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因果关系很难得到证明,除非使用大部分选民都无法掌握或无法使用的复杂分析方法。
然而,在私人市场,人们可以雇用专家来做这样的分析,并进行预期模拟。因此,债券评级服务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在 2001 年调低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债券信用评级,虽然当时并没有发生违约,而且该州预算仍然有盈余。穆迪和标准普尔的判断依据是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危机会耗费巨大成本,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给该州财政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从而提高该州债券违约或延迟付款的风险,这相当于部分违约。在这些机构调低加利福尼亚州债券评级一年后,众所周知利福尼亚州的巨额预算盈余突然变成了巨大的预算赤字,震惊世人。
<a id="footnote1" name="718646" href="#note1">①</a> 禁止私营雇主辞退超过某个年龄的雇员会带来深远的经济影响,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使年轻人很难有晋升的空间,因为老员工长期留任,阻碍了年轻人的升迁途径。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效率上的损失。取消“强制退休”年龄,而不是在雇员生产率开始下降的时候自动淘汰他们,意味着雇主在每一个案子中都要证明雇员生产率的下降,以此满足政府第三方的要求,并避免因“年龄歧视”而受到诉讼。这些成本与风险就意味着许多老职工会继续得到雇用,即使年轻人能够更有效率地完成他们的工作。至于那些生产力没有下降的老员工,雇主可以有区别地选择推迟他们的退休年龄。不管是对于雇主,还是对雇员,都不存在事实上的强制退休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