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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发生过这种罕见的例子，殖民地美国曾依靠潜在的敌人获得军火，当时北美洲印第安土著从欧洲殖民者那里获得枪支弹药。战争爆发后，印第安人最初赢得了大部分战斗，然而当他们耗尽弹药，紧接着就输掉了战争，因为他们只能从白人殖民者那里获得武器。枪支弹药都是欧洲文明的产物，印第安人除了从欧洲人那里进货，别无他法。如果有选择，国家总是会让本国的生产者提供这些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物品。
为了说明什么是比较优势，我们可以假设某个国家的效率非常高，它能够比邻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strong>任何东西</strong>。那么这个在所有方面都更有效率的国家，在与邻国交易时还会有利可图吗？
不幸的是，“国防必需品”这一术语，能够而且已经被延伸到那些与军事必需品关系不大或虚构的产品上。为了纯粹的一己私利，这些产品被贴上国防标签，获得保护而免于国际竞争。总而言之，尽管为了国防安全而采取国际贸易限制的观点是合理的，但它对某个时期某国的某个行业来说是否合理，还要看那个行业、那个国家和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
比较优势
不同的外部国家在将来成为敌人的可能性是不同的，因此依靠外国供应商提供军事设备的危险，也会因涉及的具体国家不同而不同。例如，2004 年，加拿大是五角大楼最大的国外订货商（价值 6.01 亿美元），其次是英国和以色列，这些国家都不可能与美国爆发战争。
国际贸易还存在另一个更深奥但同样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比较优势”。
有时实物产品进口并不仅仅是进口产品本身，还包含凝聚在产品中的技术，这些技术代表着一种军事威胁。20 世纪 90 年代，尽管美国军方反对，但美国仍然取消了对中国销售应用有先进计算机技术的产品的禁令。美国军方希望继续限制，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先进的技术将使中国军队有能力让核导弹更准确地瞄准美国城市。支持解除这种国际贸易限制的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家。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认为，将国防作为自由贸易的例外是合理的，虽然国防基本原理已经被用于许多并不适用的情况。
这些例子都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绝对优势”，即一个国家因为一些原因，能够比其他国家更便宜、更好地生产某种产品。这些原因可能是气候、地理位置，也可能是各个国家的人口具备的技术。购买该国产品的外国人就能够从低成本中受益，而这个国家自身也会因产品或服务的市场扩大而受益，而且有时候生产某一产品的某些投入是免费的，比如热带地区的温度，或世界各地各种土壤中丰富的营养物质。
“倾销”
有时候，绝对优势仅仅是因为处在优势的地理位置上，或能讲合适的语言。例如，印度与美国有 12 个小时的时差，这就意味着那些想要不分昼夜提供计算机服务的美国公司可以在印度建立一家计算机公司，当美国进入夜晚，印度正好开始新的一天，这样它就能够雇用印度的技术员来提供服务。在印度，许多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讲英语，而且印度拥有世界 30% 的计算机软件工程师，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使印度在美国计算机服务市场上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同样地，当北半球进入冬天时，南半球正处于夏天，此时南美洲的国家就可提供水果和蔬菜。
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反对其他国家的竞争者所根据的一个普遍观点就是，后者没有遵循“公平”竞争，而是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市场上“倾销”商品。该观点认为，这一做法会迫使国内生产者破产，而外国生产者占据市场之后，将会把价格提高到垄断水平。政府对这一观点的回应，就是制定了“反倾销”法，宣称某些外国公司采取这一不道德做法，并对它们的产品实施进口禁止、限制或征收重税。
21 世纪初，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咖啡只在三个国家种植——巴西、越南、哥伦比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完全没有能力种植咖啡。只是大多数国家能够生产的咖啡数量和质量并不值得去投入成本，因为从以上三个国家完全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口咖啡。
在该观点中，关键在于外国生产者销售商品的售价是否真的低于成本。正如在第 6 章中提到的，判断生产成本实际上并不容易，即使是本国的企业，政府机构也很难判断运营成本。欧洲的政府官员想要确定一家东南亚公司的生产成本，面临的问题将更多，特别是当他们同时调查多起涉及全世界各地多家公司的倾销诉讼时，情况会更加棘手。对于国内生产者来说则容易得多，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进口商抢走了他们的消费者后提起诉讼。
有时，一个国家具有的优势比起另一个国家或世界上其他国家是绝对的。例如，种植咖啡需要一系列独特的气候条件——温暖但不炎热，也不能有整天的阳光直射，水分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只适合在某一类土壤中生长，在其他土壤中则不适合。把这些条件和其他种植咖啡的理想条件结合在一起，就会使适宜种植咖啡的地区大为减少。
确定成本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政府官员们在裁决“倾销”诉讼时，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接受这些诉讼。例如，欧盟当局宣布泰国的一家山地车生产商出口到欧洲的山地车低于其生产成本，因为他在欧洲出售的山地车的价格，比该山地车在泰国的销售价格低。然而，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在欧洲销售大量山地车的成本，比泰国境内销售量很少的其他山地车生产商的成本更低，因为泰国的人口少，也更贫穷，山地车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需求也少得多。
我们很容易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购买加勒比海地区种植的香蕉。在热带地区种植香蕉的成本，低于那些需要温室或其他人工方式来维持必要热量的地区。在热带国家，大自然提供免费的热量，而气候较冷的地区，如美国，则不得不花费高额的成本来提供热量。因此，购买热带种植的香蕉，而不是在美国境内以高成本的方式种植香蕉，对美国人来说更合理。
实际上，这家泰国生产商在泰国境内销售数量较少的山地车时，单位成本很可能比大批量销往欧洲的还要高。在欧洲销售山地车的价格比在泰国低，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在庞大的欧洲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低于山地车的生产成本。
绝对优势
这种情形并非孤例。欧盟已经对埃及的床上用品、印度的抗生素、中国的鞋类制品、马来西亚的微波炉、巴西的味精，以及其他国家的诸多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不仅欧盟这样做，美国也对来自日本的钢铁、俄罗斯的铝土矿、波兰的高尔夫球车，以及其他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由于没有严格的标准来确定这些东西的生产成本，美国政府机构只能依靠“所能得到的最佳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是由那些试图阻止外国产品竞争的美国企业提供的。
经济学家通常把各个国家都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原因分为三类：绝对优势、比较优势以及规模经济。
不管反倾销法背后的理论依据如何，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国内生产商的一种保护手段，并以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此外，甚至理论本身也并非没有问题。倾销理论是“掠夺性定价”理论的国际版本，关于掠夺性定价问题，我们曾在第 8 章讨论过。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掠夺性定价很容易遭到指控，并且很难举证或提出反驳。当政治偏见倾向于接受这一指控时，它其实不需证明。
虽然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与其他贸易一样，都是为了双方利益，但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两个国家为什么都能获利，特别是有那么多政治家和记者都在用相反的观点混淆视听。
其他限制
国际贸易的基础
关税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一种税，目的是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国内生产商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应对竞争，否则他们将面临来自国外的廉价产品的竞争。进口配额同样限制了外国公司与国内生产商之间的平等竞争。尽管关税与配额具有相同的经济作用，但它们带来的结果对公众造成的影响却不一样。对进口零部件征收 10 美元关税，能够使国内零部件生产商的价格提高 10 美元，并且不会让外国生产商夺走生意；对进口零部件的数量进行适当的配额限制，也能对供求产生影响而使零部件价格提高 10 美元。但是，选民一般不容易察觉到进口配额的影响，也无法量化这一影响。从政治上来看，通过配额限制将零部件价格提高 15 美元，与通过关税将价格提高 10 美元一样，都能轻易获得民选官员的批准。
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每年都是贸易“顺差”一样，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繁荣发展期间，美国破纪录地成为“债务国”。显然，这些语句不能以其字面意思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指标。我们需要结合情境深入考察这些语句的含义。
有时候，人们会声称这个或那个国家对美国出口的商品施加了“不公平的”限制，以此支持进口限制。遗憾的是，为了照顾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进口实施“不公平的”限制。然而，和其他情况一样，人们只能从实际存在的各种选项中做出选择。其他国家实行的贸易限制，剥夺了他们以及我们能够从国际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如果我们以牙还牙，只会进一步剥夺我们更多的利益。如果我们“放他们一马”，双方的损失才能最小化。
含糊不清的语言会让坏消息听起来像好消息，反之亦然。例如，2001 年春天，令美国十分头痛的国际贸易逆差破纪录地缩小了，正如《商业周刊》杂志中一篇报道的标题，“贸易逆差缩小，国内经济看上去很美”。然而，当时美国的股票市场却在下跌，失业率不断上升，公司利润也在不断下降，美国经济的总产出出现下降。所谓国际贸易的“好”消息，来自于经济动荡不安时期的进口减少。如果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萧条，国际贸易差额将可能完全消失，但幸运的是，美国人没能听到这样的“好”消息。
适用于进口产品的健康和安全条例，是更隐蔽的国际贸易限制措施。这些条例通常远远超出健康或安全的必要范围。仅仅是必要的繁文缛节，也会增加成本，因为人们需要花费时间去遵从，易腐烂的进口产品尤其如此。如果需要花费一周时间才能让你的草莓通过海关，那么还不如不进口。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采用这些措施，它们和进口配额一样拥有政治上的优势，我们很难精确量化它们对物价的影响，不管这些影响有多大。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政策只会使情况更糟，延长世界经济萧条的时间。当实际国民收入不断降低时，人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使它更快下降的政策，这些政策会阻止消费者用最低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的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