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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在同一时间发展出书面语言形式，所以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种语言相较其他语言会拥有总量更多、涉猎更广的书面知识。因此，19 世纪，捷克、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人要想成为医生或科学家，或要在其他需要高等教育的行业工作，会发现更容易找到用德语写成的书籍和课本，而不是用他们本国语言写成的。
城市在古希腊很常见，但在北欧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则很少见。从这些古希腊城市走出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众多杰出人物，他们帮助奠定了西方思想和文明的知识基础。<a id="note3" name="1119373" href="#footnote3">③</a>在古希腊人创造哲学、文学、几何和建筑学时，其他欧洲人在文化和科技方面则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他们的差距要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地理位置距离。关于欧洲演化的一份学术研究报告提出，公元前 5 世纪，“在波罗的海、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及不列颠群岛沿岸，石器时代的人开始学习原始农业”。在更远的北方，“仍盛行游牧文化，而南部欧洲早在 10,000 年前就已结束了游牧状态”。
虽然 19 世纪以前，爱沙尼亚就已经拥有本国的书面语言，但是在 1850 年以前，使用爱沙尼亚语的大多数书籍“仍以宗教为主”，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士使用的工作语言是德语”。在相邻的拉脱维亚以及哈布斯堡帝国的波西米亚省——以及东欧和波罗的海的其他地方——人们都是用德语接受教育。
农业作为一种创新成果，在人类历史上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在古代农业从中东地区传播到欧洲，因此恰巧处于地中海东部，更靠近中东的欧洲人最先接触到了这一划时代的进步成果，于是相较生活在欧洲北部的欧洲人，他们提前数个世纪结束了狩猎时代。为一定数量的人口供应食物，农业所需的土地数量相对于狩猎减少了，这就使城市的建立成为可能。
德语是布拉格受教育阶层的通用语言，不论受教育的人从民族上来说是日耳曼人、捷克人，还是犹太人。在俄罗斯帝国的波罗的海港口城市里加，也存在类似的情形，19 世纪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教育是用德语完成的，虽然日耳曼人只占到这座城市总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一。沙皇政府于 1802 年在爱沙尼亚开办了一所大学，那时该大学的大部分教师和学生都是日耳曼人，并且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不仅正规教育如此，日耳曼人在许多不同的工艺技能方面都比东欧人更先进。俄罗斯帝国的伏尔加河两岸和黑海地区，由日耳曼人建立的农场要比当地人的农场更具生产力，也更加繁荣。
虽然从运输货物的角度来看，伏尔加河是对俄罗斯经济最重要的河流，但还有两条俄罗斯河流，它们的水量都是伏尔加河的两倍还多。但是伏尔加河的位置恰好接近人口、工业和农田的中心，其他河流则远离人口。地理位置决定的不仅是一条河流、一座山或其他地貌的物理特征。
这种模式是历史使然。正如我们提过的，西欧语言发展出书面形式比东欧语言早几个世纪之久，这是由于西欧被罗马人征服后，掌握了拉丁语。中世纪时期，西欧人口在东欧各个城市中占据多数并不罕见。这些城市中的西欧人通常都是日耳曼人，虽然也有一些犹太人和其他西欧人。即使日耳曼人在城市居民人口中的比重较小，但他们通常构成了城市经济精英的大多数，这种情况可见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布拉格、俄罗斯帝国的里加、塔林和其他波罗的海城市。
“俄罗斯的河流南北流淌，大部分交通运输东西走向”，这样简单的事实意味着这些河流作为交通运输动脉的经济价值受到极大的削弱。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意味着气候的不同，而气候会影响特定水道是否容易在冬季冻结，最终将影响货物运输。在俄罗斯南部，“水道有九个月的畅通期；而在北方，则只有六个星期”。大部分俄罗斯的河流都会汇入北冰洋。
虽然在东欧农村，斯拉夫人常占压倒性多数，但仍有日耳曼人的农场区，他们通常都是由东欧统治者特意招募来的，这些统治者迫切想吸引拥有更先进技术的日耳曼人到他们的领地来，以便扩充领地上的财富和军力。这不仅使得更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经验移植到东欧，也为东欧当地人打开了获取西欧进步文化的大门。
除了某个位置的某种地理特征之外，位置本身也可以影响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东欧输入的这些人力资本，通过日耳曼语言和文化，为当地人口提供了更大的机会，进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崛起。然而，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由日耳曼少数民族主导商业和专业精英阶层的局面——布拉格的日耳曼家庭里通常都有捷克仆人，却几乎没有日耳曼仆人——挑起了民族仇恨，并最终引发了民族认同运动，在政治上表达这种怨恨。类似的紧张气氛和两极化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移民群体带来了比原住人口更多的人力资本，并最终获得引人注目的繁荣，比如东南亚的中国人、西非的黎巴嫩人、秘鲁的日本人、斐济的印度人。
位 置
同样，在各个国家内部，某些群体也会从某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带来了经济利益，也因为他们较高的经济成就招来了其他人的怨恨，引发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弹。无论这些冲突如何演变——有一些酿成了极大的悲剧——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冲突如同诸多复杂因素一样，在地区、种族和国家之间不但无法带来结果均等，甚至连不平等的模式也会随时间演变而不同。
澳大利亚沿海地带拥有较好的土地和气候条件，也是如今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生活的地方。但是，即使在沿海地带，也只有在英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带去西方的技术之后，农业和畜牧业才被引入，取代原住民的狩猎社会形态。澳大利亚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一样，欧洲人闯进来，并裹胁着从更广大文化空间中得来的知识和技能。地理本身就足以阻碍土著人获得同等的经济或其他发展机会。
落后群体的领导者和代言人，往往倾向于将其人民的落后归咎于其他人，有时他们会指责招生或就业的资质标准是一种独断的障碍。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者展现了这一观点，他问道：“就因为我们不合格，我们就不能工作吗？”尼日利亚一位民族主义发言人所谴责的“技能的暴政”也说明了这一观点。在其他国家，我们也经常能看到，对不同的人取得的不同成就，人们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类似反应。比如，在 19 世纪的波西米亚，日耳曼少数民族被指责要对捷克人的落后负责，而在拉脱维亚，日耳曼人还要为拉脱维亚人的落后背黑锅；斐济人也在指责斐济的印度少数民族；而东南亚的各国人，往往会指责当地的华裔少数民族。<a id="note6" name="1141164" href="#footnote6">⑥</a>
澳大利亚大部分土壤的肥力都较低。然而，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钛铁矿出口国。但是，一直到英国人到来后，应用了现代科学技术，这些钛铁矿和其他矿产品才成为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在那之前这些资源对当地土著人并没有多少价值。
换句话说，民族领导人经常挑动他们的人民反对本来能够为他们带来发展的文化，并把他们的精力都消耗在反对这些文化，以及反对具有这些文化优势的外族人身上。就民族领导人而言，他们的行为并不一定是不理性的，他们煽动“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这种行为并不利于人民的经济利益。只要在有人居住的大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总会见到这种模式。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同样也没有大型役畜。在这块土地上，既没有奶牛、山羊等家畜，也不进行牛羊放牧。这片广袤的大陆岛，孤立于南太平洋中，大部分土地都是沙漠，人烟稀少，无怪乎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都被视为世界上最落后的族群。在澳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降雨模式与热带非洲地区一样令人捉摸不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曾描述道：“持续数年没有降雨之后，又迎来夏季大洪水。”这样的地理环境显然不适合农业，甚至大多数自然生长的植被也无法在此存活。
18 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敦促他的苏格兰同胞学习英语，以便促进自身进步。这种情况是例外，而不是规则。苏格兰人也确实做到了，并在许多领域迅速崛起。最终，苏格兰在工程与医学领域超过了英格兰人。这也是例外，而不是规则。19 世纪的日本是另一个例外。他们结束闭关锁国政策之后，公开承认与西方国家间的巨大差距，并开始引进欧洲和美国的专家来向日本介绍西方的技术。
当英国遭遇易洛魁人，西班牙人遇到印加人时，都绝不仅仅是不同文化本身的发展程度的冲突。易洛魁人不了解印加人或玛雅人的存在，更不用说吸取印加或玛雅文化的精髓推动自身进步了。
20 世纪，日本在许多方面赶上了西方，并在另一些领域超越了西方国家。而就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携海军武力，迫使日本政府于 1853 年打开国门之时，日本人还很落后；佩里曾将一列火车作为礼物赠送给日本，而从日本人对火车的反应我们能够知道当时日本有多落后：
当来自欧洲的侵略者接触到西半球的土著居民时，也是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空间的种族间的碰撞。首先，欧洲人总结了几个世纪以来从亚洲、中东和北非传播而来的信息和技术，具备了跨越大西洋航行的能力。利用罗马人的字母、中国人发明的纸张，西欧人得以保存自己的知识。用起源于印度的计数系统，他们得以在海上航行时进行导航计算，当他们抵达时，又用亚洲发明的火药，在武装冲突中取得胜利。
起先，日本人在安全的距离处充满恐惧地瞄着这列火车，而当火车开动时，他们都十分惊讶，屏住了呼吸，继而发出了哭声。
大型远洋船舶促进了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货物贸易以及知识交流。但是，若没有大型役畜，就无法在广袤的内陆与货船之间进行货物的往来运输，给大型货船装卸货物也就不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了。因此，西半球的水上运输只能通过独木舟等较小的船只，在前哥伦布时代，这些船只的经济可达范围和货物承载能力根本无法与欧洲的轮船相比，也比不上当时中国的船舶。
不久之后，他们开始靠近火车，仔细端详起来，有些人还用手抚摸它，并爬上火车，他们就这样玩了一整天。
如果没有马，欧洲数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生活方式将不可能存在。在欧洲人横跨大西洋，把马带到美洲大陆之前，西半球也不可能实现欧洲式生活。交通方式受到严重制约，意味着几千年来西半球的文化空间，要小于欧洲、亚洲或北非地区。亚洲的先进技术，如中国的火药或印度发明的所谓阿拉伯数字<a id="note2" name="1114253" href="#footnote2">②</a>，能够跨越数千公里到达欧洲。但是，生活在北美东海岸的土著居民，甚至不知道西海岸土著人的存在，更无法掌握不同文化所孕育的知识和技能。
然而，技术极其落后的日本开始大量引入欧洲、美国的技术和工程师，大量日本人开始学习英语，以便直接了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虽然开始较慢，但随着不断积累更多经验，日本人在随后一个世纪中崛起，并在许多领域中处于全球技术的最前沿，他们生产的火车比美国制造的任何一列火车都要先进。
虽然西半球的地理条件，如土地、气候和水道等，与欧洲相似，但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土著居民都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当欧洲人到达时，整个西半球都缺少马、牛和其他大型役畜。
日本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1945 年以前也从未有过被征服的历史，所以对于 19 世纪的日本来说，无法把落后归咎于别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也没有这样做。但是，苏格兰和日本都是罕见的例外，他们令人瞩目的崛起，以及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在人类历史上也很罕见。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都很贫乏，并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不像有些国家那样，具备工业革命发源所需的地理条件。但是，他们都掌握了由更优越的环境中的人取得的先进知识，从而克服了自身环境带来的地理障碍，进而占据了人类成就的前沿阵线。
牲 畜
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更先进的国家，并不一定在军事上也更先进，他们的繁荣及其背后的文化可能会被军事上更强大的民族摧毁，而后者在其他方面并不如前者先进。当入侵的蛮族摧毁罗马帝国时，他们也破坏了大部分延续罗马文化的机构制度，使得原罗马帝国的人民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远低于生活在罗马统治时期的祖辈。
虽然山地经常使生活在其中的人陷入贫困和落后，但这些山地往往同时给山下的人带来繁荣，因为若不是来自山地的供水，山下地区将经受干旱之苦。西班牙内华达山脉以及土耳其托罗斯山脉都为山下地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促进了灌溉农业的繁荣，否则在这些地区发展农业，单靠降雨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水源既包括融化的冰雪，还汇聚了广大山地中的雨水，水滴聚拢起来，顺着山坡而下，汇成小溪，成为河流，在山下的农田水利等事业中找到用武之地。
中世纪欧洲的文物显示，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工艺质量明显下降。集中供热曾在罗马时代被引入英国，但在罗马人撤出后的几个世纪中，即使贵族阶层，也很少使用集中供热，它几乎销声匿迹。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包括罗马城，人口都比罗马时代的城市少得多，公共设施也更少。至少到 19 世纪初，没有一个欧洲城市拥有可靠的供水系统，而早在一千多年前，罗马时代的许多城市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历史并不总是向前进步，有时候的倒退深刻而持久。
山地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不仅对生活在山地的人如此，还间接影响在山地周围生活的人。例如，山坡上的积雪融化后流入河流、小溪和湖泊，于是这些水道就能够不用完全依赖降雨。在没有山脉的地区，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水道则完全仰仗降雨，而这种降雨本身在热带非洲就非常不可靠，河流和小溪会在下一个雨季到来前，连续数月缩水甚至干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