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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信，与思想的蚕食能力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严重高估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与经济有关的问题，有些人还不断地为此著书立说，因此我们不可能确定经济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究竟始于何时。现代经济学通常被认为开始于 1776 年，那一年亚当·斯密完成了他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但是至少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就已经存在大量研究经济的书籍了，并且存在一个由法国经济学家组成的当代流派，即“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在写作自己的经济学专著之前，曾在法国的旅行中拜访过该学派的一些成员。《国富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持续发展了两代经济学家的一整个经济学派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大卫·李嘉图（1772—1823）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这样的杰出人物，而且亚当·斯密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在此之前，许多早期的经济学家都对这一问题写过见解深刻的文章，但是我们并不能宣称他们奠定了现代经济学。
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Xenophon）分析了古希腊的经济政策。在中世纪，关于“公平”或“合理”价格的宗教观念，以及对高利贷的禁止，引导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分析了教义和在道德上可被接受的例外情况。例如，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当“以某种方式改进了物品”后，为了补偿风险或已发生的运输成本，卖方可以用比他所支付的成本更高的价格，“合法”地出售该物品。换句话说，许多看似完全在占别人便宜的事情，实际上常常是为了补偿将物品卖给消费者或借钱给借款者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成本和风险。
不论经济学家与中世纪公平、合理的价格理念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它仍然隐含在人们普遍接受的许多现代思想中，比如人们会认为物品的售价或多或少高于其“实际”价值，或个人支付的费用或多或少超出了物品的“实际”价值，并暗含在诸如“哄抬”物价等带有强烈情绪但缺乏经验验证的观点中。
刚开始，经济学著作大多由孤立的个人撰写，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出现了连贯的思想流派，某一流派的成员在其著述中往往有着共同的假定框架——如以托马斯·阿奎那为杰出代表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以及重商主义者、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学派、芝加哥学派等。甚至在 19 世纪经济学成为专业之前，学者们就已经相互结合，形成了许多思想流派。
重商主义者
经济学最早的思想流派之一，由一群被称为重商主义者的作家组成，繁荣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在各式各样的著作中，从流行小册子，到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在 1767 年写成的多卷本专著，重商主义者呼吁政府应该制定政策让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通过黄金的净流入来弥补这一差额。他们将黄金等同于财富。重商主义的思想在当下仍然发挥着影响，比如将出超描述成贸易“顺”差，入超描述成贸易“逆”差——尽管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的，根本不存在其中一种会比另一种更有利的绝对情况，所有一切都取决于周遭环境。
先驱们在不可避免的探索中，自然而然地会出现歧义和错误，经济学家也不例外。虽然大部分已在当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得到纠正，但重商主义者的一些错误仍然存在于民众思想和政治言论中。然而，如果我们理解了他们的目标以及对世界的看法，那么就能体会到重商主义者著作中的连贯性。
重商主义者的目的不同于现代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关心的是，增进他们各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力量。他们的目标并<strong>不是</strong>用一种能够最大化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方式配置稀缺资源。他们的目标是获得并保持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在总财富和实力上的相对优势，从而在战争爆发时能够取胜，或者通过拥有能够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大量财富，来吓退潜在的敌人。囤积黄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方式。
典型的重商主义代表作是 1664 年托马斯·孟（Thomas Mun）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书中宣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每年出售给外国人的物品的价值，要比我们消费的外国物品的价值更高”。反过来，国家一定要尽力在国内生产“现在从外国人那里进口的物品”。重商主义者看重的是以可供统治者使用的财富数量为基础的国家相对实力。
重商主义者根本不关心人民大众的平均生活水平。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加强政府管制来压低工资，以降低出口成本，从而使出口超过进口，这样就会带来黄金。基于同样的原因，一些重商主义者接受了帝国主义甚至是奴隶制。对于他们来讲，“国家”并不意味着一国的所有人口。所以，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在 1767 年写道，奴隶制“可以无偿支撑整个国家”。虽然奴隶也是人口的一部分，但他们却并不被认为是国家的一部分。
古典经济学
亚当·斯密
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数卷本重商主义著作问世不到十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发行，并给重商主义者的理论及世界观带来了沉重打击。亚当·斯密设想，国家是生活在一国中的所有人。这样一来，就不能通过压低工资以增加出口的方式使国家变得富裕。亚当·斯密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他也不赞成将经济活动看作一个零和过程，即一个国家所失，就是另一个国家所得。在他看来，通过让各个国家的人变得更富裕，所有国家都可以同时向前发展，尽管军事力量（重商主义者的主要关注点）必然是相对的，并且是零和竞争。
总之，对重商主义者来讲，首要关切的是财富<strong>转移</strong>，不论是通过出超、帝国主义，还是奴隶制，但是这只会让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则会因此受损。亚当·斯密关心的是财富的<strong>创造</strong>，这不是一个零和过程。亚当·斯密反对政府为了帮助商人（重商主义这一名称的来源）而干预经济，相反他站在法国经济学家——即重农主义者一边，提倡自由市场，<strong>自由放任</strong>一词就是他们创造的。亚当·斯密一再斥责那些旨在保护“商家和厂家”特殊利益的立法，他认为这些人的政治活动是为了欺骗并压迫公众。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由放任是用来反对政府偏袒商业的一种学说。
亚当·斯密与重商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亚当·斯密并不将黄金看作财富。《国富论》一书的书名就引出了财富包含什么这一基本问题。亚当·斯密提出，财富由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商品和服务构成，而且这里的人民指一国内的所有人。基于经济和道德两个方面原因，亚当·斯密反对帝国主义和奴隶制。他指出，维系帝国主义所需的“大型舰队和庞大军队……所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补偿它们的维护费用”。在《国富论》的结尾，他还呼吁英国放弃帝国主义迷梦。至于奴隶制，亚当·斯密认为，它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在道德上也应当被唾弃，他还轻蔑地反驳了受奴役的非洲人比欧洲人低贱这一观点。
虽然，如今亚当·斯密往往被认为是“保守”人物，事实上，在他那个时代，他攻击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利益团体。此外，关于自动实现自我平衡的系统，即市场经济的观点，首先是由重农主义者提出的，后来成为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学传统的一部分，代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无论从社会因果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还是从降低政治、学术和其他领域中的精英对公众的指导和控制程度来讲，都是如此。
自柏拉图以来，具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在讨论智慧的领导者为了社会的利益会实施什么政策。但是，在经济领域，亚当·斯密宣称政府一直将“很多不必要的精力”放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这些事情若没有政府干预，而由个人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政府干预经济，在重商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看来是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应该发挥的作用，而亚当·斯密则将它看作“奸猾”政治家的观点和行为，带来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多。
虽然《国富论》并不是第一部对经济学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却是世人皆知的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基石，在亚当·斯密著作问世后的一个世纪中，古典经济学得以构建。并不是所有的早期著作都是重商主义。例如，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写于 18 世纪 30 年代的著作，以及费尔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在 1752 年的著作，都包含了复杂的经济分析，而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 ）在 1758 年出版的《经济表》（<cite>Tableau Économique</cite>）中所包含的思想，鼓舞了短暂却重要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学派。但是，正如我们已提到的那样，这些早期的先驱者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建立持久的学派，吸引后来的杰出经济学家持续地以他们的著作为基础进行研究。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曾涌现了众多独立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著作领先于时代，却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也鲜有追随者，并且他们的身影逐渐隐去，直到被后来的学者重新发现，奉为该领域的先驱。例如，法国数学家奥古斯丁·古诺（Augustin Cournot）在 1838 年就对经济学原理进行了数学分析，但当时数学还没有成为经济学家分析工具的一部分，直到约一个世纪后，经济学家才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在反对重商主义者的理论中不断发展，后果之一就是弱化了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在古典经济学繁荣的一个世纪中，这一观点贯穿始终。重商主义者过于强调在许多经济中充当货币的黄金，因此古典主义者对重商主义者的反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将金钱描述成是一块“面纱”，却常常被读者误解，因为它过于模糊，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被掩盖的真实经济活动。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明白，在既定时期，货币供应量的紧缩会带来生产下降，相应抬高失业率。<a id="note1" name="1245309" href="#footnote1">①</a>但是对其读者来说，他们无法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点，而古典经济学家们自身的注意力又很少关注这一方面。
大卫·李嘉图
在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中，最有成就的要属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是 19 世纪早期的一名杰出经济学家，发展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并取得了诸多其他成就。除了对经济分析有巨大贡献外，大卫·李嘉图还创造了一种阐释经济学的新方法和新风格。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充满了社会评论和哲学性探讨，全书结尾还提出了强烈的建议，即英国不应该努力掌管它在美洲的殖民地，就在这部著作发布的当年，这些殖民地发生了叛乱。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卫·李嘉图在 1817 年写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cite>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cite>）作为一本经济学经典著作，首开先河致力于分析经久不衰的经济学原理，而没有进行社会、政治和哲学性的评论，它所强调的是原理，而非当前的政策问题。
这并不是说大卫·李嘉图不关心社会议题或道德问题。他的一些分析深受拿破仑战争后英国面临的经济问题的启发，但是他推导出的原理并不局限于这些问题或是当时的时代，如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并不局限于掉落的苹果一样。《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当时的政策问题。利用更严格的名词定义和更严密的逻辑推断，大卫·李嘉图给经济学带来的是专注于细分领域的系统分析。
然而，大卫·李嘉图不仅仅只是一部推理机器。他的个人行为和私人信件都展示出他想要成为一个有良好道德品质并关心社会的人。当他成为国会议员后，李嘉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