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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影响事件吗？事件影响经济学吗？简短来说，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是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并以哪种方式影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之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a id="note12" name="1288977" href="#footnote12">⑫</a>
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接影响某个时期的掌权者来实现的；而是形成某些普遍的信念和态度，为舆论制造者的思考和政治家的行动提供环境。在这层意思上，被亚当·斯密所创造的经济学理论批判了几个世纪之后，重商主义者仍然影响着当今世界的观点和态度。
经济学是否由事件塑造，这个问题存在着更大的争议。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思想观念来自周围的环境和事件，经济学思想也不例外。毫无疑问，现实世界中，某些事物引发人们思考经济学思想，正如科学和数学等其他领域中的情况。在古埃及，尼罗河沿岸反复暴发洪水，模糊了田地的界限，于是重新丈量土地的需要激发了三角学的发展。
除了这种影响。如果有人相信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么他们也会认为事件带来的影响更加迅速，也更直接。但是，即便大萧条激发了凯恩斯的思维，并促使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广泛接受他的思想，在历史上经济学的这种演化方式是否典型？其他领域的思想的历史演进又是如何呢？
当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从天上掉下来更多东西了吗，还是这些东西的掉落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当然，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时，并没有更多的自由市场，《国富论》提倡更自由的市场，正是出于斯密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政府干预所带来恶果的不满。<a id="note13" name="1290772" href="#footnote13">⑬</a>19 世纪，经济学完成了从生产成本决定价格的理论向消费者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的重大转变，这并不是因为生产成本或消费者需求产生了变化所致，而是来自一种不可预测的新的理性洞见，用来解决当时经济理论的模糊不清、前后矛盾。至于萧条，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已经经历了多次经济萧条，但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凯恩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指出，现实世界中的重大事件可能并不会引发知识的变迁，他指出：“战争可以毁灭一片大陆，或毁掉一代人，却不可能激发新的理论问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发生了许多次跨越不同大陆的战争，并带来了毁坏和破坏，在这样的残酷现实中，已经不存在需要理智面对的新事物了，即使身处重大灾难。
不论起源于何处，影响力有多大，或受到外部事件的何种影响，经济学终究是一门研究人类处境的一个持久的部分的学问。它的价值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所处的某些条件，包括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不幸的是，经济学专业中的知识很少被普通市民或投票人所理解掌握，如果大多数人对经济学的理解都达到一个世纪以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或两个世纪以前大卫·李嘉图对经济学的理解程度，那么人们就不会容忍政客们自作主张去做的一些事情。
至于经济学家今天的成就，在专业内也存在着非常不同的评价。经济学一直被人称为“沉闷的科学”，这些人不满于经济学家总是揭穿那些看似大有可为的社会理论和政策建议，而且经济学家总是认为它们将事与愿违。然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提出政府干预可发挥积极作用，在此之后，人们感到经济学能够在许多方面做得更多，而不是仅仅给某些问题提供真知灼见，或针对规模过大而欠缜密的政策提出警告。20 世纪 60 年代，有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有能力对经济做出“微调”。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他当时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任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曾提出：
经济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经趋于成熟……联邦政府担负着维持国家经济稳定与增长的首要责任。我们终于能够挣开束缚，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积极寻求这些目标了……总统愈发依赖经济学家，随之而来的是政界及民众都普遍相信现代经济学将不负众望。
20 世纪 70 年代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时攀升的情况却给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狠狠一击，也给政府能够微调经济的想法带来了严重的打击。针对沃尔特·赫勒的上述说法，米尔顿·弗里德曼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们已经开始期待政策产生它们并不能产生的结果……近年来，我们经济学家给整个社会，特别是经济学专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为我们做出了能力范围之外的承诺。我们由此怂恿政治家做出不切实际的许诺，给大众灌输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并由于现实结果达不到经济学家的承诺而引发广泛的不满。
<a id="footnote1" name="1294579" href="#note1">①</a> 关于此点，详见本人<cite>On Classical Economics</cite>一书的第 34 至 42 页。
<a id="footnote2" name="1294807" href="#note2">②</a> 但是，不论他在行动中体现了多少道德准则，大卫·李嘉图“不屑于说那种所费甚少而所得异常之多的甜言蜜语”。见约瑟夫·A．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143 页。
<a id="footnote3" name="1295207" href="#note3">③</a> 读者要探究对此区别的澄清情况，可进一步阅读本人<cite>On Classical Economics</cite>一书的第 69 至 71 页。
<a id="footnote4" name="1295477" href="#note4">④</a> 有关这些争论的更深入的讨论，可以参考本人的<cite>On Classical Economics</cite>第 23～34 页。
<a id="footnote5" name="1295730" href="#note5">⑤</a> 1958 至 1959 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研究生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仍被用作经济学教科书。
<a id="footnote6" name="1295979" href="#note6">⑥</a> 本书第 13 章对此进行了讨论。
<a id="footnote7" name="1296143" href="#note7">⑦</a>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 1930 年写道：“这个世界慢慢地认识到，今年我们正生活在现代历史上最大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劝说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第 135 页。
<a id="footnote8" name="1296534" href="#note8">⑧</a> 这一主题在本人<cite>A Conflict of Visions</cite>中有深入的探讨。
<a id="footnote9" name="1296750" href="#note9">⑨</a> 正如我们在第 17 章了解到的，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轮流执政的两党政治家试图维持单位时间的高工资水平，以此来保持工人的“购买力”，而工人的购买力实际上取决于工人的总收入。但是，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是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明白雇用的工人人数会受到单位时间工资水平的影响，因此更高的工资水平可能意味着就业人数的减少。一些人因此失去收入，这就降低了购买力。在讨论国际贸易时，经常出现的谬误是拥有高“工资”（即单位时间的工资水平）的国家，无法与拥有低“工资”的国家竞争，理由是基于高工资国家有更高生产成本这一假设。
<a id="footnote10" name="1297647" href="#note10">⑩</a> 经济学家奥利·阿申费尔特（Orley Ashenfelter）说，他既不用品尝葡萄酒，也不用参考葡萄酒鉴赏师的意见，只要针对生产葡萄酒所用的葡萄，通过这些葡萄生长季节天气状况的有关数据就可以预测葡萄酒的价格。这一言论着实让那些葡萄酒鉴赏师大吃了一惊。而结果表明，按他的方法预测的价格，要比葡萄酒鉴赏师的预测更准确。
<a id="footnote11" name="1298208" href="#note11">⑪</a>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绝不用玫瑰色描写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求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和许多其他的左派人士不同，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家控制着经济，相反他认为：“自由竞争会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当作外部的强制规律，而对每个资本家发挥作用。”
<a id="footnote12" name="1298975" href="#note12">⑫</a> 引自凯恩斯著，徐毓枬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a id="footnote13" name="1299210" href="#note13">⑬</a> 没有人会特意写一本 900 多页的书来表达他对周遭境遇是多么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