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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税收或补贴影响的资源价格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率，然而从政治立场来看，政治家都会通过对特殊利益给予特殊支持，或是对当前不受欢迎的人或事征收特殊税的方式来赢得选票。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自由市场可能会发挥出最好的效果；而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却使竞争规则向某些群体倾斜。在政治上，这种倾斜常常以“帮助不幸的人”这样的说法来合理化，然而一旦政治家获得了权力或实施了政策，得到补贴的群体根本不是什么不幸的人。就像《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指出的：
航空乘客支付的一大笔联邦税费，都流向了主要由私人飞行员和全球企业高管使用的小型机场。
“成本”的含义
有时候，人们会问：怎样给艺术定价？或怎样为教育、健康、音乐等定价？他们想用这样的理由让某些东西免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隐藏在这个问题下的是一个根本性错误，即人们认为价格仅仅是“施加”在事物之上的。只要艺术、教育、健康、音乐以及无数其他的东西都需要时间、努力和原材料，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成本不会因为法律不允许它们在市场上通过价格传递而消失。最后，对整个社会而言，成本就是用相同的资源可以生产的其他东西。资金流量与价格变动就是这一事实的表现，即使抑制这些表现也不会改变隐藏的事实。
价格管制之所以盛行，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混淆了价格与成本。例如，政治家说要“降低医疗服务的成本”，也就意味着他们会“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医疗服务真正的成本——训练医生的时间，用来建造和装备医院的资源，研发一种新药物花费的上亿美元经费和时间——丝毫没有减少。这些事情也不可能由政治家来处理。政客所说的降低医疗服务的成本，就是要降低医药的价格以及医生或医院收取的费用。
一旦认识到价格与成本的区别，我们就不太会对价格管制的负面影响感到奇怪了，因为价格上限意味着拒付全部的成本。提供住房、食物、医药或其他数不清的产品与服务的人如果收不回成本，也就无法保质保量地继续供给这些商品和服务。这一结果并不会立即显现出来，这解释了为什么价格管制通常很受欢迎，并且影响会持续下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很糟。
房屋供给并不会因为房租管制立即消失，但随着时间流逝，房子逐渐老化，又没有足够的新房来替代，情况就会恶化。已有的药物也不会因为价格管制而绝迹，但是当价格无法弥补治疗成本和研发新药的风险时，制药公司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快速地研发生产出治疗癌症、艾滋病、老年痴呆症及无数其他疾病的新药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展现，而多数人的记忆都转瞬即逝，不会把他们经历的坏结果与多年前自己支持的那些广受欢迎的政策联系起来。
不管道理看起来是多么明显，各种旨在逃避价格传递作用的政治方案仍然层出不穷——不论是通过直接价格管制，还是实行补贴让一些东西“变得便宜”，或是把政府免费提供多种产品与服务作为一种权利。许多考虑不周的经济政策，都是把价格当作令人讨厌的事情而予以回避，而不是某种单一的谬误。这些政策方案的共同之处就是，使一些东西不必与其他东西进行成本收益上的权衡比较，<a id="note5" name="189847" href="#footnote5">⑤</a>而这样的比较过程恰恰能够使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收益最大化。
价格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用是它传递了有关基本现实的信息，同时也提供了响应基本现实的激励。从这个意义上说，价格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总览复杂现实的最终结果。举例来说，假设有一个专业摄影师想要买一个长焦镜头，这时他需要在两种镜头之间做出选择，这两种镜头的照片质量相当，放大倍数也相同，但其中一个镜头的采光是另一个的两倍。采光更好的镜片能够在弱光环境下拍摄照片，但是为了达到更好的采光而采用更大光圈也会带来一些光学问题。
摄影师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些光学问题，而且解决方案可能需要使用更昂贵的玻璃制成的更复杂镜片。摄影师要知道的只是，光圈更大的镜片价格也更高。摄影师唯一要决定的，是较高的价格对于他的拍摄需求是否值得。通常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进行户外摄影的风景摄影师会认为没有必要买更昂贵的镜头。然而，对于在博物馆内进行室内拍摄的摄影师来说，由于不允许用闪光灯，他只能花更多的钱购买镜片。
知识是最稀缺的一种资源，价格使个人和组织在做决策时不必具备大量知识。摄影师不需要专门的光学知识就能在各种镜片间做出有效的选择，了解专业光学知识的镜片设计师也并不需要了解诸如博物馆的开放规则、博物馆照片的市场前景，以及其他有限光源场所的摄影需求等。
有些经济制度不依赖价格，而是依靠某位官员或规划委员会来决定稀缺资源的使用，这时为了高效利用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资源，即使是制造、使用照相机这样简单的决策，也需要了解其背后包含的诸多复杂因素以及相关的大量专门知识。毕竟，玻璃不仅可用于相机镜头，还可用于制造显微镜、望远镜、窗户、镜子以及无数其他东西。要知道具体分配多少玻璃给每一种产品，所需的专门知识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或任何有限规模的组织所能够掌握的数量。
尽管在 20 世纪初，许多个人和团体期待有一天用中央计划经济取代价格来协调经济，并且 20 世纪的数十年间也经历了中央计划经济的起落。到 20 世纪末，即使是世界上最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特色的政府也已经回到了使用价格来协调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不论中央计划多么具有吸引力，现实的实验却让支持者也愈发依赖于价格协调的市场经济。2012 年的一份关于自由市场的国际研究报告发现，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是香港，而治理香港的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a id="footnote1" name="192954" href="#note1">①</a> 不要在家里尝试这个实验。专业的化学家能够在实验室里采取恰当的保护措施，来处理这些危险的化学物质，但如果是其他人做这个实验的话，就很容易致命。
<a id="footnote2" name="193286" href="#note2">②</a> 在许多情况下，中产阶级借款人在准备贷款的银行开设了支票账户，就会自动拥有一个信用额度，5,000 美元的贷款不需要再递交申请。借款人只需在支票上填写 5,000 美元（即使它比账户上的钱多），信用额度就会支付这笔钱，这就使借款人和银行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麻烦完成这笔交易。因为潜在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在他们最初开设账户时就已经建立了，而信用额度的大小就是基于信用等级确立的。
<a id="footnote3" name="193937" href="#note3">③</a> 有些人会说在太空里不分上下，但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即地球围绕旋转的地轴，不垂直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平面。
<a id="footnote4" name="194212" href="#note4">④</a> 按照《内科学文献》（<cite>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cite>）的一篇文章（2000 年 9 月 25 日），不喝含酒精的饮料或一周只喝 1 次酒的人来说，当他们改为一周喝 1~6 次酒来增加酒精摄入量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会降低。然而，对于那些一周 7 次或是更多酒精摄入的人来说，再增加酒精摄入量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医学期刊 《柳叶刀》（<cite>The Lancet</cite>）有一期（2002 年 1 月 26 日）曾指出：“轻微或适度的酒精摄入可以减少 55 岁以上老人发生痴呆症的风险。”
<a id="footnote5" name="194982" href="#note5">⑤</a> 例如，《纽约时报》的一位作者艾丽萨·夸特（Alissa Quart）曾写文章说：“我们需要高质量、范围广泛的日托机构。”（2013 年 8 月 18 日刊登在《纽约时报》星期日评论板块第 4 页的“被照顾孩子的成本击溃”）。换句话说，有些人决定同时追求事业和生养小孩，相关的成本却抛给了其他纳税人，他们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决定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同时也没有人根据这些决定，做成本收益的权衡比较。除非，有与此事没有个人利益瓜葛、也不会计较得失的第三方观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