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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替代机制的作用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牢记有效配置资源需要<strong>渐进</strong>替代，而不是全部替换。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会认为健康比娱乐活动更重要，然而不管它作为一个一般性原理听起来多么合理，没有人会真的认为值得放弃所有的音乐转而购买 20 年份的创可贴放在壁橱里。一个价格调节的经济体制有助于渐进性替代，但是政治决策则倾向于确定<strong>优先事项</strong>——也就是说，它会宣布某件事情绝对要比其他事情更重要，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
当一位政治家说我们需要将某件事情“作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也就相当于说要使 A 绝对地比 B 更重要。这与渐进性替代相反，因为在渐进性替代中，每一件东西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当时拥有的数量，以及为了获得 B，我们愿意放弃的 A 的数量。
物品相对价值的变化可以大到足以使有利的东西转化成有害的东西，反之亦然。例如，人类生存离不开盐、脂肪和胆固醇，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却由于过度摄入这三种成分而缩短了寿命。相反，虽然酒精会引起许多问题，从重大车祸到肝硬化引发的死亡，但是研究发现适量的酒精有益于健康，它能够拯救人的生命。<a id="note4" name="178611" href="#footnote4">④</a>饮酒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
只要两件物品各具价值，我们就不可能断然认为其中一件物品比另一件更有价值。一颗钻石的价值可能比 1 便士的价值大得多，但是如果便士足够多，它们会比任何一颗钻石的价值都大。这就是为什么渐进性地权衡取舍往往能够比绝对的优先权产生更好结果。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人们都一直在抱怨政府的繁文缛节。但是从制定者所面临的激励来看，政府公文、条例以及各种活动的官方批准，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额外的要求也许总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不是现在就是以后，没有比这样的行政手段更简单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记得问一句<strong>以什么为代价</strong>，这个关键的渐进式问题更难的了。
花自己的钱事事都要面临成本问题，花纳税人的钱或能够把巨额成本强加到企业、房主和其他人身上，就没有真正的动机来注意额外的成本，更不用说当政府强加的成本使得增量成本大于增量收益时，要他们放弃额外要求了。这时繁文缛节也就随之产生。
任何想要消除这些繁文缛节的企图都可能会遭到政府官员的反对，他们会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要求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肯定不会问，它的增量收益是否超过增量成本，因为他们没有动机用这种方式来思考事情，媒体也同样不会。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很少会有“无用”的规定——好像真的存在判断是否有用的适当标准一样。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如果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也不会愿意为所有东西付费，即使这些东西不是全然无用的。
我们并不会怀疑，意大利对商业施加众多政府管制是有原因的，或者至少存在理论支持，但真正的问题是，它们的成本是否大于收益：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意大利企业家，正想去开拓一项新生意。你必须为员工支付至少三分之二的社会保险费用，而且一旦你雇用第 16 名员工，将遇到更棘手问题，因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你的企业不能解雇员工，不然将面临非常高昂的解雇成本。
这还不算完，一旦雇用了 11 名员工，你必须每年向国家机关提交一份年度自我评估报告，列出你的员工所有可能面临的健康和安全风险，不仅包括工作相关的压力，还包括由年龄、性别和种族差异引发的压力。你还必须注意所有的风险预防手段和个人措施，以及相关的执行程序。在年度自我评估报告中必须列有负责安全的员工姓名，评估所需的医生等。
……当你的公司雇用了第 51 名工人，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工资的 7% 补贴给弱势员工……一旦雇用了第 101 名员工，你必须每两年提交一份关于公司内部性别比例变动的报告。这份报告必须包括，每个生产单元男性与女性员工列表，以及他们/她们在公司内部的职责与层级，薪酬和福利的详细情况，招聘、晋升与调动的日期和原因，以及预计对收入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登出这则描述意大利劳工法律的报道时，意大利的失业率为 10%，经济也面临萎缩。
补贴与税收
在理想情况下，价格让不同的使用者在市场上竞争稀缺资源。然而，当对某些产品或资源，征收特别税或进行政府补贴，而另一些产品或资源没能时，这种竞争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
含有特别税或专门补贴的商品或服务，它们的定价无法传递出它们真正的生产成本，因此也就无法实现以往的价格下应该达成的交易。然而，补贴“好”东西，向“坏”东西课税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政治上的诱惑。但是，好东西和坏东西都不是绝对的，补贴和课税阻止了人们通过自由选择来判断这些东西如何好或如何坏，使人们受到政府改变的价格的影响。那些想要对某些东西征收特别税或进行特别补贴的人，似乎并不明白他们真正想得到的，是一个错误反映事物的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一个错误反映使用者投入在这些事物上的相对价值的价格。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经常性水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加利福尼亚对农业用水的大量补贴。使用同量的水，加利福尼亚帝王谷的农民只需支付 15 美元，而洛杉矶的农民却要花费 400 美元。最终结果就是只占加利福尼亚州总产出 2% 的农业，却消耗了 43% 的水资源。加利福尼亚州的农民还种植需水量很大的农作物，如大米、棉花，在非常干旱的气候下，如果农民要自己承担全部的用水成本，他们绝不会种植这样的作物。由于政府对灌溉用水的补贴，加利福尼亚干旱的土地上种植了大量的水果和蔬菜，而这些水果和蔬菜本可以在雨水丰沛的地区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这种情况可能对某些观察家来说会很有启发。
判断加利福尼亚的农产品是否值得人们花费成本来种植，可以让加利福尼亚的农民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与有着更高降雨量的其他州的农民进行竞争。政府官员没有必要人为压低美国联邦灌溉工程的用水成本，然后断然决定在加利福尼亚种植某种作物是好还是坏。这些问题需要由直接面临多种选择的人，通过自由市场上的价格竞争慢慢做出决定。
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形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事实上，这也不是美国特有的问题。在世界的另一端，印度政府向农民提供“近乎免费的电和水”。按照《经济学人》杂志所说，这就鼓励农民大量种植“需水量大的大米”，结果使旁遮普的地下水位“迅速下降”。人为地使某种东西便宜通常意味着浪费，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也不管它位于什么地方。
从配置资源的角度来看，政府要么对资源、商品、服务都不征税，要么全部征收相等的税，尽量消除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产生的扭曲。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不应该对某种资源、商品或服务给予补贴，即使从人道主义出发。政府可以对特殊群体进行补贴——考虑到他们是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先天残疾或者是遇到了其他不可控的不幸。直接补贴穷人，就不会像对某种产品课税或进行补贴那样扭曲资源配置，同时还能实现同样的人道主义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