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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航空公司开设了至墨西哥城的低成本航线，价格“大约只有 14 小时通宵巴士票价的一半”。巴西和哥伦比亚的情况也很类似。在这两个国家中，低成本新式航空公司都减少了长途客车出行的人数，但是总出行人数增加了，极大地促进了航空旅行。飞机和长途巴士在技术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可以在市场上服务于同一目的并相互竞争，这个重要事实往往被人忽视，他们只盯住公司“控制”的市场份额。
那些反托拉斯诉讼案一般会狭隘地界定相关市场，从而使被起诉企业所“控制”的市场比例更高。比如，世纪之交，针对微软的著名反托拉斯案中，相关的市场被定义为使用英特尔制造的计算机芯片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这不仅把苹果计算机操作系统排除在外，而且也没有考虑其他的操作系统，如太阳微系统公司生产的可用于多台计算机的系统或单机使用的 Linux 操作系统。
在这种狭义的市场中，微软当然占据了“绝对”份额。然而，反托拉斯案并没有指控微软不合理地大幅度提高价格，而这才是垄断理论中的典型行为。相反，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自带免费的互联网浏览器，这一做法削弱了竞争对手网景浏览器（Netscape）的竞争能力。
在狭义市场之外还存在着许多潜在竞争对手，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微软没有提高价格，短期内它也许能因提价受益，但代价是长期的销售量和利润受损。因为如果其他操作系统的价格更合理，消费者就会使用它们作为微软系统的替代品。事实上，德国慕尼黑市政府在 2003 年把使用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14,000 台计算机改为使用 Linux 操作系统，Linux 系统不受微软市场“控制”，显然是微软产品的替代品。
2013 年，司法部曾提起一项反托拉斯诉讼，阻止百威和其他啤酒酿酒商购买科罗娜牌（Corona）啤酒的全部股权。百威控股下的各种不同品牌的啤酒，使它“控制”了全美国啤酒销售额的 46%，这符合反托拉斯法对“控制”的定义。实际上，即使该项并购成功，美国销售的大部分啤酒仍旧是由其他酿造商生产的，仅前一年，全美国就新增了 400 多家啤酒酿造商，使得美国啤酒酿造商的总数达到创纪录的 2,751 家。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将相关市场定义为啤酒市场忽略了啤酒只是含酒精饮料中的一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面对其他酒精饮品的竞争，“十几年来啤酒在这个更大的市场上份额不断降低”。
国际自由贸易的扩展意味着即使某些产品在某国形成了真正的垄断也不算什么，只要这一产品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假设巴西只有一家零部件生产商，邻国阿根廷有十几家零部件生产商，世界范围内有数百家零部件生产商，那么巴西的这家生产商在任何经济意义上都不算是垄断者。只有当巴西政府禁止进口零部件时，该国唯一的生产商才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垄断者，因为这样它就可以比在竞争市场上的定价更高。
如果说根据某个企业当前销售的国产产品数量，来定义相关市场和“控制”程度非常愚蠢，那么根据 1962 年美国最高法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进行界定也是同样的愚蠢，这一裁决根据“国内生产的非胶鞋”来界定鞋的市场。这一界定结果把运动鞋、板鞋和各种进口鞋都排除在外，从而增加了被起诉企业的市场份额，结果这些企业全部被判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零部件、鞋子，还是计算机操作系统，我们一直都在以某种产品的某个功能来界定市场。但是，技术不同的产品也能够具备同样的功能。玉米和石油似乎是不同行业的产品，但塑料制造商却可以用其中任意一种提炼出油，生产塑料制品。
当 2004 年石油价格暴涨时，塑料制造商使用的原料就从昂贵的石油转向了玉米油，因此嘉吉陶氏公司（Cargill Dow）用玉米油生产的树脂销售量比上年增加了 60%。两种物品在经济中是否是替代品，并不取决于两者看起来是否相似或是否在惯例上被定义为同一行业。人们不会把玉米看作石油行业的产品，也不会在计算其他产品的生产者“控制”了多少市场时，想到这两种物品。但是，这仅仅凸显了界定“控制”时的统计数据不足。
即使是没有相似功能的产品也可能在经济上成为替代品。如果高尔夫球场的收费翻倍，许多业余的高尔夫球手可能就会减少他们打高尔夫球的次数或完全放弃，并且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会把原本用来打高尔夫球的钱花在新的娱乐方式上，增加旅行或海上航行的次数，或培养一些其他爱好，比如摄影或滑雪。这些活动与打高尔夫球在功能上相差很大，但这并不重要。在经济上，A 的价格上升使人们购买更多的 B，那么 A 和 B 就是替代品，不论它们看起来或操作起来是否相似。但是，法律和政府政策却很少这样看待问题，尤其是在界定企业“控制”的市场有多大的时候。
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随着生产商服务范围的扩大，地方生产商对某地在统计学上的支配或“控制”程度将越来越没有意义。例如，20 世纪中期，美国某社区报纸的发行数量在电视出现后骤降，很多人由此忧虑现存报纸在地方市场上“控制”的份额不断增加。许多地区只有一家地方报纸存活了下来，如果根据它“控制”的市场份额来界定，那它就成了垄断者。然而，其他地方报纸在越来越广泛的地区发行，使得这种统计意义上的“控制”越来越不具有经济上的意义。
比如，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往南 30 英里处的帕洛阿尔托社区的人，不必非要买一份帕洛阿尔托报才能知道小镇上正在上映的电影有哪些，因为《旧金山纪事报》上也有这些信息，而且《旧金山纪事报》在帕洛阿尔托的发行量很大，并且提供宅配。此外，要获得国内或国际新闻，帕洛阿尔托的居民就更不必依赖地方报纸了。
技术进步使得《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在加利福尼亚州也能像在纽约一样方便印刷，并且是同一时间印刷，它们都成为全国性的报纸，在美国大大小小的社区都能买到。《今日美国》是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它也不是基于某地的地方报纸，在全美许多地区印刷。
像这样，报纸在总部所在地之外的更大范围内发行，带来的最终结果是许多地方“垄断”报纸面临财务困难，甚至难以生存下去，更不要说赚取额外的垄断利润了。然而，基于市场份额的反托拉斯政策仍在继续限制地方报纸合并，唯恐合并会导致现存报纸过度“控制”当地市场。但是，根据报社总部所在地来界定市场范围根本就是不得要领。
市场份额数据的误导性有多大？我们可以看一个极端案例。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当地连锁电影院包揽了全部电影的首轮放映。它被控告为垄断，但是当这一案件上诉到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时，另一家拉斯维加斯连锁电影院的首轮放映电影数量却超过了这个正在被起诉的“垄断者”。幸运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理智占据了上风。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亚历克斯·卡钦斯基法官（Judge Alex Kozinski）指出垄断的关键不是市场占有率——就算市场占有率是 100%，而是阻止别人进入的能力。一个不能阻止竞争者进入的公司不是垄断者，不管它在某个时刻的市场占有率是多少。这就是为什么《帕洛阿尔托每日新闻》（<cite>Palo Alto Daily News</cite>）在经济意义上不是垄断者，即使它是唯一在小镇发行的当地日报。
关注某个时刻的市场占有率也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美国政府对某个行业中的领头企业提起诉讼的时候，往往也是这家企业巨头将要失去领导地位的时候。企业随着时间盛衰起伏是很正常的事情，反托拉斯案的律师可能要花数年时间来准备起诉某家处于全盛期的公司，而那时这家公司却将要跨过顶峰，走向衰落。一个大型反托拉斯案要最终结案可能会花费 1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市场的反应速度往往比反垄断或反托拉斯的诉讼案快得多，正如 20 世纪初，托拉斯企业发现，政府还没来得及对它们提起法律诉讼，零售巨头如西尔斯、蒙哥马利·沃德和 A&P 百货连锁店就早已战胜了它们。
“掠夺性”定价
作为反托拉斯法传统的一部分，“掠夺性”定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想要除掉小竞争者并占领更多市场份额的大公司，会将产品价格降低到亏损的水平，迫使不能承受持续损失的竞争者在耗尽资源后退出市场。然后，获得垄断地位的大公司就会提高价格，而且价格不仅会回到以前的水平，还会提高到垄断地位带来的更高水平。这样，根据掠夺性定价理论，它会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弥补之前的损失，并在此后享受超额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