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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常常不顾规模经济，不断对一些企业采取反托拉斯行动，这些公司提供的数量折扣要么不受政府欢迎，要么不被理解。比如，20 世纪 40 年代一起著名的反垄断诉讼案，针对的就是美国莫顿盐业公司向购买量大（整车）的买方提供折扣。它对购买量少于一整车的企业要价是每袋 1.6 美元，对整车购买的企业要价为每袋 1.5 美元，对那些购买 5 万袋或更多的企业要价则为每袋 1.35 美元，能够一次购买这么多盐的企业很少，很多企业的购买量根本达不到。美国最高法院据此表示“损害了一些商家的竞争机会”，并支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莫顿盐业公司采取反托拉斯行动。
同样，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政府对标准石油公司采取了反托拉斯行动，原因是它给整油车购买的商家打折。20 世纪 60 年代，博登公司同样由于卖给大型连锁店的牛奶的价格低于卖给小杂货店的价格而被告上法庭。在这些例子中，关键是这种差别定价被认为是对无法承担大规模购买的竞争企业的“歧视”和“不公”。
虽然卖方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指出销售产品时，成本会因不同类型的买方而不同，但是与反方律师、会计师和经济学家辩论时，看似简单的“成本”概念却会变得不再简单。通常的情形是双方都不能确切地证明成本是什么，而被告往往会败诉。在这些诉讼中，美国政府从根本上背离了英美法系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它仅需要做一些表面或<strong>初步</strong>的辩护，基于总量，将举证责任推卸给被告。多年后，同样的原则和程序又在民权法下的就业歧视案中重演。企业非常明白，不论实情如何，自证清白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与反托拉斯案一样，就业歧视案也产生了大量的自愿协议和庭外和解。
以保护竞争的名义强调保护竞争者，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也以各种形式存在。欧洲针对微软的反托拉斯案依据的观点就是，微软有责任给那些想把它们的软件产品匹配到微软操作系统的竞争者提供方便。另外，《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为欧洲做出决定所依据的理论辩护道：
微软在欧洲反垄断案中的惨败树立了令人欣喜的原则，美国应该采用这样的原则，作为美国信息经济未来发展的风向标。
法院同意欧洲监管机构的说法，认为微软滥用其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垄断地位，将播放音乐和电影的媒体播放器 Media Player 加入 Windows 操作系统。这种做法把 RealPlayer 之类的竞争对手拒之门外。这一判决首开先河，即公司不能利用其在某个市场（操作系统市场）上的优势帮助自己在另一市场（播放器市场）扩张。
法院也认为，微软应该为其他软件公司提供所需的信息，以使其他公司的产品能更好地与微软的服务器软件兼容。
《纽约时报》的社论似乎也很惊讶有人把这场反托拉斯案中的判决看作“对资本主义的致命一击”。但是，当第三方干预替代了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并迫使公司为竞争对手提供方便，我们很难说清楚这是促进竞争还是保护竞争者。
对两者的混淆由来已久。柯达克罗姆胶片（Kodachrome）还是世界领先的彩色胶片的时候，它就被形象地称为“最难冲印的胶片”。由于柯达公司十分重视维护柯达克罗姆胶片的声誉，它试图自己冲印胶片，于是柯达公司捆绑销售胶片及冲印设备，以免让顾客将其他冲印商的不合格冲印视为柯达胶片的缺陷。然而，反托拉斯诉讼案迫使柯达公司分开销售冲印设备和胶片，给其他胶片厂商让出市场。柯达的其他胶片并没有捆绑销售冲印设备，说明柯达公司并不是要阻止竞争者进入胶片冲印市场，而是要保护一种特殊胶片的质量和声誉。然而，保护竞争者的观点在法庭上占了上风。
对市场的“控制”
美国经济中鲜少有真正的垄断，也就造成了许多死扣法律条文的创意，为的就是把各种公司认定为垄断、潜在垄断或初级垄断。1962 年，美国最高法院解除了两家制鞋企业的合并，即使合并成功，新企业的销售份额也不过占全美的不到 7%，对法律条文的滥用可见一斑。1966 年，法院同样解除了两家地方连锁超市的合并，它们合并后的销售份额不过占洛杉矶全境的不到 8%。1969 年印度通过的《垄断和限制性商业行为法》（Monopolies and 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Act）同样随意划分“垄断公司”，它把资产超过一定量（约 2,700 万美元）的公司都认定为垄断公司并限制其扩展业务。
美国法庭和反托拉斯法文本的标准做法是，把某公司的销售百分比作为其“控制”的市场份额。根据这一标准，一些现已倒闭的公司，如泛美航空公司就曾经“控制”了它们各自市场中相当大的份额。实际上，时间已经证明，它们什么也没控制，否则它们就不会倒闭。A&P 百货连锁店这样的前商业巨头规模急剧缩小，也表明“控制”说辞根本不符合现实。但是，这样的说辞在法庭上和在公众观念里依然有效。
即使真的有自发形成的真正垄断，即不是因政府政策形成或持续，造成的实际结果往往也没有理论上推断的那么可怕。有几十年的时间，美国铝业公司一直是美国唯一的原铝锭生产商，它每年的税后投资收益率大约是 10%。不仅如此，铝的价格在那些年里持续下降，只有美国铝业公司建立前的价格的几十分之一。然而，美国铝业公司却被起诉违反了反托拉斯法，并且被判定有罪。
理论上，垄断条件下，价格会持续上升，为什么铝的价格却持续下降呢？虽然美国铝业公司“控制”了铝的市场，但它却非常明白不能随意抬高价格，因为这样的话许多使用者就可能用其他材料，如钢铁、锡、木头、塑料来代替铝。技术进步降低了生产这些替代材料的成本，经济竞争则让竞争企业相应地降低了产品价格。
这就带来了一个远超铝业的问题。说这家或那家公司“控制”了市场的百分之多少实际上忽视了替代品的作用，而替代品可能被官方归类在其他行业，但如果垄断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许多买者就会选择替代品。不论是在垄断市场上还是在竞争市场上，从技术上看非常不同的产品也可能作为替代品使用，如电视机替代了报纸作为信息来源和娱乐方式，又如带拍照功能的智能手机严重威胁到了简易低价的柯达相机，后者曾长期为柯达公司创造大量利润。计算柯达公司“控制”的市场份额时，手机和相机被归类在两个相互分离的行业，但经济现实却不这么认为。
西班牙开通马德里和塞维利亚之间的高速列车后，选择铁路和航空的旅客比例分别从 33% 和 67% 变成 82% 和 18%。很明显，许多人把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看作两个城市之间能够相互替代的旅行方式。不论一家航空公司在马德里和塞维利亚之间的航空运输中占有（“控制”）多高的比例，也不论一家铁路公司在铁路运输中占有多高的百分比，每个公司都要面临来自两座城市间所有航空公司和铁路公司的竞争。
同样，早年间横跨大西洋的旅客在 1954 年有 100 万人乘坐远洋客轮，60 万人乘坐飞机。11 年之后，轮船的载客量仅为 65 万乘客，而飞机则有 400 万人。技术上差异很大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在经济上成为替代品。在 21 世纪的拉丁美洲，航空公司甚至在与长途客车的竞争中获得成功。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低成本新式航空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当前主流的全方位服务式航空公司的竞争。相反，通过给中等城市增添经济实惠的廉价航班，这些新式航空公司刺激了新的交通需求。长久以来，这些中等城市中的许多居民只能倚赖长途客车。
因此，这些国家的航空旅客人数激增。新焕发的流动性促进了商业流动，大大减少了偏远地区的旅行时间，这些地区地形恶劣，道路状况不良，几乎没有铁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