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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盈亏经济创造的强有力的激励，依赖于私有财产带来的利益。苏联国有企业的利润并不是它们的私人财产，而是属于“人民”，或更直白地说，这些利润由政府分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和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了这种情况对激励的负面影响，并深感痛惜：
但是，在许多经济部门中，将企业的大部分利润——有时甚至高达 90%～95%——充公的理由是什么？部长有什么政治或经济权力——这说到底也是人权——这样做呢？而且我们剥夺努力工作的人的劳动成果，却让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有吃有穿。这样我们怎么可能谈论独立、首创精神，又怎么可能奖励效率、质量和技术进步呢？
当然，国家领导人可以继续<strong>大谈</strong>独立、创新、效率等，但是破坏了存在于产权之中的激励机制，意味着这些目标只是空中楼阁。由于缺少产权，经营企业并盈利的人 “不能将他们赚到的钱用来购买或建造东西”，“如果没有上级的批准，这些钱只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没有实际的价值”。换句话说，与市场经济中的情形不同，成功并不能自动扩大成功企业的规模，失败同样也不能缩小失败企业的规模。
社会秩序
秩序不仅包括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政府机构。它还包括人自身的诚信、可靠与合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说：“道德在经济体系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国家，人们诚实可靠的品德相差极大。正如一位知识渊博的观察家指出的：“有些国家做生意不用贿赂简直无法想象，而在另一些国家，这样做则相当失礼。” 在印度，入店行窃或员工监守自盗所造成损失占销售额的比例是德国或中国台湾的两倍多。
一项试验故意将装有钱的钱包丢在公共场所，统计分文不少地归还钱包的百分比，在不同国家间得到的结果差别很大。例如，在丹麦，几乎所有的钱包都被归还，而且里面的钱分文未少。联合国代表在纽约不受当地法律约束，享有外交豁免权，许多中东国家的外交官对大量的违规停车罚单完全置之不理，如科威特的外交官就有 246 张罚单，而来自丹麦、日本或以色列的外交官都会支付罚单。
某个国家内部的不同人群，诚实与可靠程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并带来很大的经济影响。一些封闭的群体依赖他们自己内部的社会控制来与信任的内部成员做交易。印度的马尔瓦尔人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的商业网络建立于 19 世纪，并走出印度，扩展到中国和中亚，他们“进行巨额交易仅靠商家的口头保证”。对整个印度来讲，却并不是这样。
陌生人之间的商业交易是成功的现代大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济需要合作，包括从不可能相互认识的大众手中汇集海量金融资源。关于印度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经济学人》曾这样报道：
从银行取 10,000 印度卢比，你可能拿到一叠 100 印度卢比组成的钱砖，被工业级书钉钉好，要使劲才能将它撬开。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有人暗地里抽掉几张。在火车上，广播中可能会建议你弄坏空矿泉水瓶，以防有人重新装上自来水当作新的矿泉水出售……如果有什么生意需要依赖司法系统，最好放弃这门生意。
有些地方既没有普遍诚信，也没有可依赖的完整法律系统，经济活动就会受到限制，甚至被扼杀。同时，某些特定群体的成员能够相互信赖，如印度的马尔瓦尔人，这样的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竞争时就会有很大的优势，他们能够在经济活动中确保相互合作，并扩大合作的时空范围。而对外国人来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从事部分经济活动是非常危险的。
像印度的马尔瓦尔人一样，纽约钻石区的哈西德派犹太人经常相互代售宝石，并根据口头协议分配销售所得。哈西德派犹太人与社会（甚至是与其他犹太人）的极端隔离，使得在这个社区中长大的人，如不履行与哈西德同伴的协议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让家族蒙羞，失去自己的地位，也会失去与经济社会的关联。
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在上演几乎同样的故事。东南亚各国的海外华人少数群体，相互之间只作口头协议，而这些协议并不受当地法律系统的保护。鉴于这些国家的后殖民法律系统的不可靠和腐败，华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拥有比东南亚当地竞争对手更佳的经济优势，当地人往往缺乏同等可靠、廉价且安全的交易或投资方式。因此，华人做生意的成本就比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或该地区的其他商人更低，从而使他们拥有竞争优势。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贴切地称其为“信任半径”（the radius of trust）。不同的群体和国家，信任半径的范围也很不相同。在某些群体和国家中，信任半径仅限于家庭：
马尔加什的粮食商人要亲自检查每一批粮食，因为他们不信任雇工。三分之一的粮商表示不会雇用更多的工人，因为害怕雇工盗窃。这就限制了粮商的企业规模，从而降低了粮商成功的可能性。在许多国家，公司往往是家族企业，因为家庭成员是仅有的值得信任的人。因此，公司的规模受家族大小的限制。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信任半径的范围也有很大差异。虽然美国一些社区中的企业必须花钱购买笨重的安全门，以避免打烊后遭偷盗与恶意破坏，还要雇用保安保障营业，为此支付额外的成本；但是另一些社区的企业则没有这些开支，并能够以较低的售价盈利。
汽车租赁公司在有些社区可以将汽车停在没有栅栏和保安的空地上，而在其他社区这样做无异于拿自己的“钱途”冒险。但是，还有些地方虽然没有防护，汽车盗窃却极少发生，偷盗造成的损失比雇用保安和修建栅栏的费用要小，因此在这样的社区，汽车租赁公司以及其他企业的运营成本更低，也更容易发展壮大。这些社区的经济也会繁荣起来，因为它们吸引了大量企业和投资，这些企业创造了就业，增加了税收。
总之，诚实不只是一个道德准则。它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政府虽然不能直接创造诚实，但它能以各种方式间接地支持或破坏诚实行为赖以存在的传统。比如，学校中传授什么知识，公职人员树立什么样的榜样，或政府制定了什么样的法律。法律既能对道德行为产生激励，也能对不道德行为产生刺激。如果法律创造了一种只有靠违反法律才能避免毁灭性损失的环境，政府实际上就普遍降低了公众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在鼓励某些失信行为。
例如，租金管制的支持者经常列举房东的失信行为，以论证租金管制和相关的房客权益立法的必要性。然而，租金管制法案会加大特定公寓在诚实房东和不诚实房东之间的价值差异。如果法律规定的服务（暖气、维修和热水）成本，等于甚至超过法律允许收取的租金金额，那么对于诚实的房东来说，房屋的价值就是零甚至是负的。然而，对于愿意违反法律并且为了省钱不提供服务的房东，或是在租金管制的住房短缺时期，接受来自潜在租户贿赂的房东，该建筑可能仍然有一定的价值。
如果某种物品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那么它往往会通过市场转移到最有价值的用途，并且这种用途的出价也是最高的。在上面的例子中，不诚实的房东能够轻易地从诚实的房东那里竞买房屋，而有些诚实的房东可能会因摆脱租金管制带来的枷锁而如释重负。有些房东甚至宁愿纵火将房屋烧毁，因为若能把火灾后的土地用作工商业用途，他们就能获得最大利益，也能摆脱房客与租金管制。一项研究发现：
在纽约的一些区域，房东纵火现象非常频繁，该市还为此提供了特殊的福利津贴。有一阵子，屋子被烧毁的房客被列入炙手可热的公共住房供给名单的最前面。这就给了房客烧毁房屋的诱因。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们常常将电视机和家具搬到过道，然后才放火。
正是那些最痛恨不诚实的人推动的法律，让诚实的行为无法得到经济利益，反而激励了普遍的不诚实行为，但是他们却从不认为自己应该为这样的现象负责。纵火只是租金管制法引起的不诚实行为之一。精明而不择手段的房东自有一套方法能够让房屋不受租金管制影响，他们不进行保养和维修、拖欠按揭贷款、拖欠税款，并最终让房屋因为违约成为市政府的资产。然后继续用同样的破坏手段对待其他的租金管制房屋。
若没有租金管制，房东面临的激励正好相反。不实行租金管制时，房东面临的激励是保证房屋质量以吸引房客，还要保护房屋不发生火灾或其他危及房屋的灾害，因为在自由市场上房屋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财产。总之，虽然租金管制的提倡者对房东行为的谴责并非毫无根据，但是这些倡导者很少能看到租金管制与房东道德水平下降之间的联系。诚实的房东在租金管制下蒙受损失，非诚实的房东却能从中获利，房产将不可避免地从前者转移到后者手中。
很多严格的管制措施都会使诚实行为的成本过高，并因此助长了普遍的不诚实，租金管制法只是其中一种。大量（有时是大部分）经济活动发生在“地下”的情形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非常普遍，而且这些地下经济活动往往是非法的，因为大部分人都难以承担官僚作风和繁文缛节带来的成本。
例如，在非洲的喀麦隆，一家小型企业需要支付给政府的费用总额（不包括贿赂），比喀麦隆普通民众一年赚到的钱还要多。法律制度使得其他经济活动也同样要承担很高的成本：
购买或出售一项资产的成本大约为该资产价值的 1/5。法院强制执行一张未支付发票的时间需要将近两年，成本则超过发票票面价值的 1/3，需要经过 58 道独立的程序。这些荒谬的规章制度对实施者（官僚）来说是件好事。每个程序都是他们收受贿赂的良机。
当法律和政策抬高了诚实的成本，政府实际上就是在鼓励不诚实行为。这种不诚实行为很快就会超越所涉及的特定法律和政策，使人们普遍地养成不遵守法律的习惯，从而对整个经济和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正如一位俄罗斯母亲所说：
如今，我的孩子抱怨我用错了抚养方式。现在已经没有人需要诚实与公平了。诚实的人会被当作傻瓜。
不论在哪个国家，当这种习惯普遍蔓延，将是经济和社会的共同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