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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这种赔钱的情况下，私人拥有的地铁系统将无法生存。因此，这些系统的所有权就转移给了市政府。虽然市政交通仍然在赔钱，但这些损失如今由税收收入来补偿。
避免损失的激励，对于面临破产威胁的私有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市政府拥有的运输系统中，损失自动由税收收入来补偿，损失带来的激励即使没有消失也变弱了。于是，即使成本大于乘客愿意为之付费的利益，公共交通仍然会继续提供服务。换句话说，由于来自纳税人的补贴，那些对于经济体中的其他人来说更有价值的资源，被配置给了市政交通。
使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定价低于私人部门的价格，这样的激励绝不仅限于市政交通系统。较低的价格会带来比高价格更多的需求，掌握政府提供的商品与劳务定价权的人，有动力确保所售商品与劳务具有持续充足的需求，这样他们才能确保自己的工作稳定。不仅如此，相对于高价格，低价格降低了产生政治抗议和政治压力的可能性，因此当价格被置于自由市场上本应具有的水平之下，控制政府提供的商品与劳务的工作就会变得更容易、更安全，压力也更少，因为在自由市场上成本要由销售收入来弥补。
当来自商品与劳务的收入收归国库所有，而不属于提供商品与劳务的政府部门时，这些政府部门就更没有动力去收取足以补偿供应成本的价格了。例如，优山美地国家公园、黄石和其他国家公园的门票收费都要上缴美国国库，而这些公园的维护费用也来自国库，即来自一般税收收入。于是，对于经营国家公园的官员而言，并没有动力去收取更高的费用来补偿经营公园的成本。
即使公园和设施由于拥挤和过度使用而损坏，他们也仍然没有动力提高门票，因为国会将授权从一般税收收入中拿出多少资金给这些公园才是重要的问题。简言之，在这些情况下，并不存在正常的价格机制，能够让消费者在物资分配上进行自我调节，并让生产者将成本控制在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以下。
价格与成本的分离，给当选或任命的官员制造了政治机会，使他们能够给老年人低价格来迎合一些特殊利益。例如，老年人只需要一次性支付 10 美元，就能得到一个在余生免费参观任何国家公园的通行证，而其他人每次进入任何国家公园都需要收费 25 美元。老年人往往比普通人能获得更多好处，但是在政治上而言，更重要的是老年人更可能去投票这一事实。
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低于成本，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服务的定价远高于成本。例如，政府在建造桥梁时，常常向桥梁的使用者收取通行费，在未来几年中弥补桥梁的建造成本。然而，在收回几倍于初始成本的费用之后，或用于维护和修理的必要费用只占通行费的一部分时，政府继续收取通行费的情况并不少见。
只要主管桥梁的政府部门被允许继续收取通行费，它们就完全有动力使用这笔钱补贴其他项目，也就是扩大这些部门控制的官僚系统。例如，主管桥梁的机构可能会决定，在桥梁横跨的水面上发起或补贴渡轮服务，以满足过往者的一项“未满足需要”。正如第 1 章中提到的，任何经济体中都有“未满足需要”，只要渡轮收费足够低，总会有人使用渡轮，反过来又证明了政府所说的“需要”是存在的，即使收费远不能补偿渡轮服务的成本。
总之，如果桥梁与渡轮在自由市场上独立运营，两方都必须收取费用来弥补成本，资源将不会分配给渡轮。更重要的是，将分配给渡轮的资源用于其他用途，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从旧金山到索萨利托和拉克斯博的渡轮每年有 200 万班次，每次都会获得 15 美元左右的补贴，每年总补贴金额达到 3,000 万美元。2012 年开辟的从南旧金山到奥克兰以及阿拉米达的渡轮线路，平均往返票价为 14 美元，每张往返票从纳税人和通行费中获得的补贴金额高达 94 美元。毫无疑问，这条新渡轮线路提供的服务能够使乘客受益。但是，相关的经济问题是，收益是否能覆盖成本。在这个例子中，每趟渡轮往返的成本是 108 美元，而乘客只支付了 14 美元。要确定收益是否真的值得每趟花 108 美元的成本，唯一的方法是每张往返票收 108 美元。但是，如果掌管渡轮的政府官员很容易就能够从纳税人和桥梁使用人那里获得补贴，他们就不会有动力去收取足以支付成本的价格。
有时候，用税收来补贴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如若不然，“穷人”将不能获得这些商品或服务。我们暂且先不考虑大多数“穷人”是一个永久的阶级，还是一些暂时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人（包括与中产阶级或富裕的父母一起生活的年轻人），甚至假定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某些特定的商品和服务对“穷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仅为了帮助一小部分人而对使用这些商品和服务的<strong>每个人</strong>都进行补贴，似乎比用现金或代金券来补贴“穷人”，同时让其他人自己付费效率更低。
不使用纳税人的钱进行交叉补贴，而是通过向一些人（如桥梁使用者）收费来补贴另一些人（如乘坐渡轮的人）时，也适用同样的道理。补贴“穷人”这一理论的缺陷还表现在，税收补贴经常被用于补助那些“穷人”很少使用的财政项目，如城市高尔夫球场或交响乐团。
一般而言，政府从商品与劳务中获得的收入并不只是货币转移的问题，它还对经济中的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而这种配置常常并不能让全体人民获得最大净收益。
政府支出
政府花费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非自愿的。官员可能会主动创建一个新项目或新部门，增加、减少拨款。但是，当经济衰退使得更多人失业时，政府可能会被迫根据现有法律支付失业保险。当农民获得大丰收，以致不能以农业补贴法所保证的价格出售所有农产品时，政府也有法律义务去购买过剩的农产品。失业补偿金与农业补贴只是所有“政府津贴”项目中的两个。只要补贴这些项目有相关的法律支持，它们的支出就不为任何行政管理部门所控制。只有将已实施的既定法律废止，才能终止该项支出，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要冒犯所有从这些法律中获益的人，他们的数量要比起初支持该法律通过的人数多得多。
总之，人们往往将政府支出及其造成的年度赤字与不断膨胀的国债总量归咎于执政的官员，但是大部分这类支出并不由他们的决断，而是来自已有的法律规定。比如，美国 2008 年年度财政预算在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和社会保险上的非自主性支出比军费预算还要多，而此时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
与税收一样，政府支出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出的去向与税收收入的来源，都不是当前政府所能控制的。当经济中的生产与就业下降时，来自企业与工人的税收收入往往也会减少。与此同时，失业补偿金、农业补贴和其他费用则会增加。这意味着政府收入在减少，支出却在增加。因此，总的来说，衰退时期，政府增加经济体的购买力，往往能缓解产出和就业的下降。
相反，生产与就业繁荣时期，税收收入增加，需要政府财政帮助的个人或企业却在减少。因此政府往往会在这一期间降低经济体的购买力，否则就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这样的制度安排有时被称为“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s），因为它们不需要任何政府机构做出决策，就能在经济中实现向上或向下的逆向运动。
有时，人们会要求政府支出更多，但通常缺乏现实支持。不论是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许多政府项目除了宣称能带来某些利益外，还宣称这笔资金在花出去后，可以回收并再次使用，从而创造出几倍于最初开支的财富。事实上，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花费的任何一笔钱都会被再次花费出去。政府从一方（纳税人或购买政府债券的人）把钱转移到另一方，最初拥有这笔钱的一方损失的购买力就是另一方得到的购买力。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比原来拥有这笔钱的人更可能在花费这笔钱时给整个经济带来净增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经济学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阐明了这一情况可能出现的条件，但凯恩斯经济学对这一情况和其他领域的解释还存在争议。
要让经济走出衰退或萧条，凯恩斯主义政策给政府的处方就是花钱，而且是花掉比税收收入还要多的钱。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一赤字开支会增加经济中的货币总需求，使人们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也就增加了对工人的需求，进而降低失业率。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反对者和批评者认为，市场能够通过正常的调整过程，而不是政府干预，更好地恢复就业。但是，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是其对手——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都不赞同美国历史上政府对市场的实际干涉，如赫伯特·胡佛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领导的民主党政府。
成本与支出
当我们讨论政府政策或政府项目时，通常并没有阐明这些政策与项目的“成本”是政府的成本，还是整个经济的成本。例如，禁止在某些地方建造房屋或设立企业给政府带来的成本，仅仅是处理这些事务的政府机构的运营成本，是非常低的成本，尤其是在相关法律或政策内容广为人知之后，很少有人会试图在禁止区域建房从而引致司法惩罚。但是，虽然这样的禁令给政府造成的成本非常低，但是禁止创造有价值的资产，却会使整体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
相反，沿河岸修建、维护防洪堤可能会花费政府大量的资金，但是如果政府不这样做，人们就会因洪水而遭受更大的损失。当我们考虑任一政策的成本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讨论和考虑的成本是<strong>谁的成本</strong>（政府的还是整个经济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修建更多的监狱能够更长时间地关押更多犯人，而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其中就有观点认为更长时间地关押更多的犯人将每年耗费政府一大笔钱。有时，人们会对比把罪犯关在监狱里的成本，与同样时间段内人们在大学学习的成本。然而，与监禁成本相对应的，应该是职业罪犯在监狱外面给公众带来的成本。例如，21 世纪初，英国的犯罪带来的经济成本据估计为 600 亿英镑，而维持监狱的总成本还不到 30 亿英镑。当然，政府关注的是政府需要承担的 30 亿英镑的成本，而不是其他人需要支付的 600 亿英镑。据估计，在美国，将一名职业罪犯关在监狱的成本为一年 10,000 美元，少于他在监狱外造成的损失。
政府支出带来的另一个严重误导是，“再开发项目”或“开敞空间”政策下的土地购置成本。地方政府官员用征用权拆毁现有住房和企业，“重建”某特定社区，只要政府官员公开讨论这样的愿景，就足以让想要购买该社区房屋或企业的潜在买家产生负面情绪，于是这些房屋和企业的现值在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前就会开始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