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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资源的多种替代用途之一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拯救人的生命。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财富增长更能拯救人的生命了。一场大地震使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12 个人失去了生命，但是若发生在不太富裕的国家，则可能导致几百人丧生，在贫穷国家甚至可能导致几千人死亡。更多的财富使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建筑物、桥梁和其他设施，能够承受比贫穷国家的类似设施大得多的压力。在加利福尼亚地震中受伤的人，也能够更迅速地被送往医院，这些医院有更多的设备，具有更多更专业的医护人员。这只是财富拯救生命的众多方式之一。
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都会发生各种自然灾害，例如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遭受龙卷风灾难的地方了，但是这些自然灾害带来的后果却相差很大。瑞士再保险公司的报告称，2013 年德国、捷克和法国因自然灾害遭受的经济损失最大。但是，同一年，菲律宾和印度因自然灾害丧生的人数最多，它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医疗服务以及针对疾病的预防措施（如污水处理厂和污水排放系统）成本高昂，第三世界国家的疾病困扰更严重，其中还包括在富裕国家已经完全绝迹的疾病。结果就是，贫穷国家的国民寿命更短。
有很多计算方法可以用来衡量国民收入的上升幅度将挽救多少人的生命。不论正确的数据是多少——假设 X 百万美元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那么阻碍国民收入增加 X 百万，在效果上就等同于牺牲了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某个安全法、政策或策略要花费 5X 百万美元，不论是直接花费，还是抑制经济增长，“如果它只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不值得的，因为它牺牲了另外 5 个人的生命。只要资源具有稀缺性并且有多种用途，我们就无法逃避权衡取舍。
这里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用什么方式拯救生命。还有一个问题是，以多大的代价拯救了多少条生命。可能有人会说，不应该给一个人的生命设定价值限制。但是，不论这些话听起来多么高尚，在真实世界里，没有人愿意花费国家一半的年产出，来让某个人多活 30 秒。然而，宣称生命无价，却可能从逻辑上认同这样的做法。
撇开文字来考察行为，人们的行为并不表明他们认为生命是无价的，即使是对待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例如，当工资足够高，让他们感到能够补偿其中的风险时，人们愿意承担有生命危险的工作，如试飞员或爆破专家。他们甚至会纯粹为了娱乐甘愿冒生命危险，比如高空跳伞、激流泛舟或攀岩。
哈佛法学院的一项研究，使用了不同国家的人为自己的生命设定的各种价值指标，估计出普通美国人给自己的生命设定的价值为 700 万美元，而加拿大人则是 400 万美元，日本人对自己设定的价值约为 1,000 万美元。不论合理性和准确性如何，这个结果表明，事实上人们在行动时并不假设他们自己的生命是无价的，很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价值至少设置成与别人的生命价值相等。
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要付出的成本，会随着拯救生命的方法不同而不同。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注射针对致命疾病的疫苗平均成本很小，却能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包括每个儿童的寿命都延长了几十年。同时，为一个 80 岁的老人做心脏移植手术费用非常高，而且即使移植手术完全成功，也只能增加很短的寿命，因为一个年逾八旬的人剩余寿命无论如何都不会很长。
如果生命不具有无限的价值，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如果能拯救哪怕一个人的生命”，无论设备、法律或政策上的成本是多少都是值得的。如果拯救一个人生命，要牺牲其他的生命，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市场与价值
人们常常指责市场阻碍了道德或社会价值。例如，解释为什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的水资源供给不能委托给私人企业时，《旧金山纪事报》的撰稿人写道：“市场是毫无道德的。”该报引用斯托克顿市市长的话说：“水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绝不能落入市场手中。”然而，日常维持生命的食物都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此外，大多数拯救生命的新药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研发的，而不是在由政府控制的经济体制中，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明显。
在阿根廷，已经存在由私人经营的供水系统。《经济学人》对这一私有化的结果做了报道：
连接水资源和排水系统的网络增加了，特别是在那些较贫穷的家庭中：市中心大多数富有的家庭早已连接了该网络……1995 年，私有化还没有真正实施时，在没有实行私有化的城市和实行私有化的城市，儿童死亡率下降速度几乎一致。然而，1995 年之后，实行私有化城市的儿童死亡率加速下降……下降主要集中在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造成的死亡，这些疾病很有可能是因为水质和水源的影响。其他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则并没有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