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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说：“感谢你打下的基础，UP现在正在加速发展。”
Richard又显出嘲讽的神情。戴维不确定是否双方说的是英语所以Richard更加本色，他从未看过Richard说中文时的童真。
Richard说：“如果将来没有符合我们商业模式的政策支撑，UP的未来困难重重。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决定了我们今后的发展，你是愿意死于伤筋动骨的转型，还是乐意躺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边看着FN哭泣一边业绩蒸蒸日上呢？业绩良好的外资老板是很得意清闲的，你会有更多的时光和你漂亮的女秘书在一起。”
戴维听到最后猛然一惊，就像一只狗处在了天罗地网之下。整个UP中国区似乎都遍布Richard的眼线，处于Richard严密的掌控之下。
戴维曾问张一雯：“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
张一雯说：“安全感和未来。”
戴维每天加班的时候，和所有他没法摆平的Richard旧部博弈的时候，感觉只有一再被那些强悍女人欺负的张一雯是值得信赖的。
张一雯在他身上寻找的东西恰恰也是他所寻找的。
戴维终于妥协了。他想人生就是不断地坚持和妥协，关键看坚持的利益和妥协的筹码。
戴维终于在一笔数目惊人的支出上签了字。朱迪说这笔钱以什么名目如何辗转运作到相关人员名下以便有效地影响政策制定都由她来安排。她负责运作，结果则有很多可能。
戴维的妥协换来了他就任中国区总裁最光荣的日子。政策制定部门终于首先抛出了一个草案。法规出台总要历经各方利益博弈，比如新《邮政法》抛了7次草案才最终落定。虽然草案意味着试探市场各方的反应，UP发现这个草案虽然几经修改仍然能看出UP日夜奋战“全民总动员”的雏形。新草案无疑更有利于UP的商业模式，设置了更高的行业准入门槛，中小企业前景不测。
这个草案极大鼓舞了UP的士气，彼特亲自莅临中国来给戴维鼓劲。并且圈定在国贸三期的大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10亿美元的投资，以示在如此良好的产业政策下UP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UP平素把大量的资源都用在了政府公关上，媒体公关就弱了许多。当UP要就彼特莅临举行一个宏大发布会的时候，才发现连一份完整的媒体花名册都不具备。
一个临时被朱迪从市场部门抽调来的助手想起来与《财经周刊》的主编助理有过一面之缘，想想对方的身份还算高端就急忙给他打电话：“我们全球大老板来了，这个事情对UP的意义非常重大，绝对是重大的新闻。希望你能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
主编助理很明白企业的心态，你们大老板来了对你们来说当然就是天大的事了。企业的新闻价值判断和媒体的新闻价值判断永远有出入。他不以为然地想你觉得我没见过跨国公司的全球老板吗？然后随手就把这个与会的机会给了一个财经部的小记者。因为他到编辑部转了一圈发现别的记者都不在，只有这个小记者坐在电脑前正抓耳挠腮地发愁选题呢。
小记者还在实习尚未转正，缺少资源没有人脉。记者很少迷信突破力，新闻报道拼的是资源和人脉。他从没接触过UP这个企业，对UP所在的行业也不了解，自然无法判断这条新闻的价值。他的理想是对突发事件做现场报道，对丑恶现象做揭黑报道，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他觉得大名鼎鼎的《财经周刊》给他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小记者搭乘拥挤的地铁上午九点多赶到国贸，在北京著名的CBD区寻找著名的国贸大酒店，他拦住一位看不出白领还是酒店服务生的男士问路，对方一指：“喏，最高的那座就是。”
北京的建筑布局就像男人在炫耀自己的阳具，高度决定自信。这是一座把地皮都放手给开发商的城市，现代化要用高度来体现。一定要最高才最威风。不像巴黎，民居和写字楼都是限高的，巴黎古城唯一的一座现代化商务楼蒙帕纳斯大厦是在审美和现代化的争议中建起来的，这座毁誉参半的建筑被巴黎传统派叫作黑寡妇。现代化的建筑都是差不多的，不能否认如果把蒙帕纳斯搬到北京和黑乎乎的国贸一期就像孪生兄弟一样。蒙帕纳斯的波折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里最匮乏的是系统和协调，中国有点追求的城市多少都想弄个曼哈顿出来。
上午的阳光照在国贸大酒店玻璃外墙，肆无忌惮的折射使得这座建筑非常刺眼，小记者看到这座不可一世的酒店时感觉蜘蛛人爬上去都会掉下来。他在一排巨高的廊柱下找到门，这座酒店里里外外最大的特点就是让你感觉很渺小。
小记者快速进入大厦，这是他在国贸唯一不需要仰视这座大酒店的地方。
N多公司开发布会喜欢这种唬人的气势。在北京，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牛逼就看看CBD的酒店，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舆论权威就看看遥相呼应的央视“大裤衩”，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权力就去北京金融街看证监会银监会的大楼。
对UP来说这无疑是里程碑式的胜利。发布会前台最中间坐着全球董事长彼特，他的右边是Richard，左边是戴维，闪光灯不断捕捉这一难得的全家福，此间的存证一个月之后成了UP内部丑闻报道的新闻照片。
小记者茫然看着台上淹没在闪光灯下的三位老板，如果他知道UP一个月之后发生的丑闻，此刻一定充满了激情。但很快他就离职了，去了《南国周末》。如果把手里的笔看作是侠客手里的剑，蔑视权贵同情弱者，拥有这样的心态就具备了到《南国周末》从业的资格。
他没有参加专访环节就离开了，主要是他不知道该问些什么问题。这个公司的资源隶属于刊物的产经部而不是财经部，本就不是部门主任划分给他的报道领域，即便不出稿子也不会被问责。
竞争对手《商业周刊》《新财经周刊》的报道很快就面世了，登载着UP三位老板难得的全家福。联想到UP所在行业“新行规”的颁布，这个行业有可能变成大企业的富人俱乐部，也预示着UP在中国光辉的发展前景。
而《财经周刊》对此事件没有任何声音，明显在这一新闻事件上漏报了。
主编发现这一疏漏的时候事件已无法弥补，新闻总是稍纵即逝。
他有点懊恼地动用了问责机制。条块分割的资源划分机制自然有其弊端，就是造成了各个部门之间缺少协作，但是各个部门为了自己的“自留地”不被别的部门侵犯，也会恪尽职守积极耕耘。在没找到更好的资源分配模式之前，就是不要触犯现有的机制。
主要是他对自己的这位主编助理早已不满，一个不懂得内部政治的人怎么能担当重任呢。于是他把此次漏报事件扩大化了。
首先被问责的是这位弱势的实习小记者。小记者没想到还没转正就遭遇了一件麻烦事。他很坦白地分别向主编以及财经部主任汇报自己水平不济，没有判断到这个事件的新闻价值，也不了解UP所在行业，不知道该如何成文。
财经部主任没有帮这个没有资历的小记者开脱，他自己也有点茫然是要教新手们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还是分外的事。UP公司毕竟不在自己的资源范围之内。他于是和主编这样措辞，以后一定要教育新记者学习协作精神。
接下来被问责的就是崔雁南了，UP本是她的跑口资源，漏报的责任难辞其咎。崔雁南当时正在上海出差，纠结在另一件棘手的新闻事件中。即便UP请她也难以赴会，况且她对此事并不知情。她只好以电子邮件的形式说明原委为自己辩护。
当然产经部的主任也被问责，主编说如果崔雁南没空你就该派另一个产经记者赴会。产经主任心想，我每天都要在领导眼皮底下转悠，哪能一线的新闻我全都知情啊。
最后主编助理被问责，主编批评他面对新闻事件缺少责任心，也不了解报社机制设置，造成混乱和漏报。
于是主编助理、产经部主任和财经部主任因此全都被处分，记过一次，以观后效。
经过了这次风波，小记者突然对在这家刊物的前途表示了怀疑，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去了《南国周末》。他要去一个地方，在那里，为了理想工作而不是为了饭碗工作。在新闻学院学生眼中，《南国周末》带着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他走的时候没有沮丧只有憧憬，想起了海子的诗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此后，关心民众疾苦和世间不平事。或许再经历许多事，他会再次想起海子的诗其实还有一句“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以及对房子的渴望。这恐怕是空灵的海子唯一一首入世而非出世的诗了。
至于这位不懂报刊政治的主编助理，职业前景因此蒙尘。如果还没混到高层，是不能轻易犯错的；如果犯错可能不受责难，就要做到很高很高的位置。过了两个月，他也就另谋高就去了。
戴维在报刊上看到彼特、Richard和自己的照片时有些激动。乖巧的张一雯把照片剪下来用一幅相框“裱”上放在戴维的办公桌上。她能感受到戴维内心的志得意满，这让她内心也充满了对未来的自信。
这一次看到彼特，戴维内心多少有点惭愧，派他来中国市场的时候，彼特怀有很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却是建立在对Richard现行政策不满的基础上的。戴维最初很疑惑，Richard把中国市场打理得不坏，甚至比其他的竞争对手都要好，高份额的市场占有率，高速的增长，稳定的政府关系。
彼特说这些确实是我们想要的，因为Richard拿出了公司所想要的业绩，所以没办法指责他有什么不对。但说实话Richard的方式不是我喜欢的，你的明白？但是他的方式确实带来了有效的增长。
彼特有点没逻辑。戴维觉察到了他的矛盾。
彼特说，你是不带有“原罪”的，你可以在中国延续UP在美国市场的行事方式，小心翼翼不能有任何行为不端。在Richard的地盘我的价值判断会模糊，我没法定夺什么是光荣和耻辱。
彼特变得好像很难对是与非下决断。戴维觉得彼特每说完一句话都似乎要加上一句“你的明白？”，以此隐晦地表达对带来“光荣和耻辱”的Richard的评价。另一个角度理解这是彼特对戴维的期望。
戴维羞愧自己让彼特失望了。他刚来中国不久，政策就向着有利于UP的轨道发展，他将继续延续Richard时代的市场光辉岁月，但是他也继承了Richard的市场法则。
在辉煌的情境下人总有回到正轨的欲望，就像一个出人头地的贼要摒弃前科。媒体的溢美之词让戴维产生了荣誉感也有罪恶感，油然而生一种洗尽铅华的愿望。
他想Richard虽然仍在掌控亚太区，但我戴维对中国区也有足够的主导权。以后无论博弈还是协作至少我和Richard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中国市场的责任感是一致的。戴维暗做决定信心满满。
再大的事件占据媒体主要版面一个月也是不容易的，UP投资中国一事数日之内就快速被媒体遗忘，却在一个月之后沉渣泛起。
还没从喜洋洋的气氛中调整过来的戴维和UP马上就陷入了危机之中。
在政策制定的关键时刻，FN公司也请来了一位顾问，这位顾问有着多年的政府从业背景，人脉资源丰富，又不满足于体制内的发展而长期混迹于跨国公司。虽然顾问能量巨大人脉能深入到某个部委的条法司，但是相比死对头UP仍然处于被动。FN终于发现，它比UP公司的政府公关不是晚了一步而是晚了很多年。FN雇用专门的机构研究自己的竞争对手，终于发现原来UP很多年来花了很多钱铺垫了政府关系。
顾问就是比公关公司更高端，他对FN的中国区老板约翰说如果暂时不能战胜它就要打击它，而且打击到痛处才有效果。
于是很快UP就卷入到一场舆论攻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