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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服务业对GDP增长的重要性（越是富裕的国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越重要），“80%经济”的新现实带来一个问题：服务行业的商业活动可能接连关停，导致企业破产、就业下降，这是否会对整体经济产生长期影响？这还会引出另一个问题：人们失去收入和对未来的信心后，这些可能发生的长期影响是否会使需求骤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企业投资暴跌和消费者预防性储蓄激增几乎不可避免，此外还可能伴有资本外逃（大量本国资金快速、无序外流），从而加剧经济危机，殃及全球经济。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经济关停直接产生的影响在于，七国集团成员的年度GDP可能减少20%～30%。<sup><a id="note14" href="#note14n">[14]</a></sup>当然，此等估计值也取决于各国疫情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经济关停会造成失业、企业破产和资本支出削减，给经济造成永久性伤害，因此持续的时间越长，造成的结构性破坏就越大。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大部分行业都停止活动，这种情况每延长一个月，该经济体的年增长率就可能下降两个百分点。但我们认为，关停措施持续的时间与其对GDP的影响并非存在线性关系。荷兰中央规划局发现，限制措施的实施每延长一个月，经济活动就会产生更高程度的恶化。根据该局提供的模型，经济“休眠”一个月将导致荷兰2020年的经济增长下降1.2%，而休眠三个月将使得经济增长的跌幅达到5%。<sup><a id="note15" href="#note15n">[15]</a></sup>
对于已经取消封禁的地区和国家，判断其GDP增长的变化还为时过早。2020年6月底，一些“V形”数据（如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缩写为PMI）和观察性证据显示反弹强于预期，但我们仍应保持谨慎乐观，原因有二。
第一，欧元区和美国PMI的显著上升并不意味着这些经济体已走出衰退，只能表明商业活动较前几个月有所改善。这一结果不难理解，因为在严格封禁导致的间歇期结束后，经济活动必然显著回升。
第二，就未来增长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指标之一是储蓄率。2020年4月（还处于封禁期），美国的个人储蓄率攀升至33%，而欧元区家庭储蓄率（计算方式不同于前者）则上升至19%。随着经济重新开放，两者将显著回落，但仍可能维持历史高位。
在2020年6月发布的最新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不确定的复苏”。<sup><a id="note16" href="#note16n">[16]</a></sup>在4月数据的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预计2020年全球GDP增长率为–4.9%，比此前预测低了近两个百分点。
就业
这场大流行病使全球经济面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政策制定者也一时语塞（甚至“束手无策”）。2020年5月19日，在出席国会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听证会时，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坦言：“经济活动的急剧下降造成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因为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颠覆了人们的生活轨迹。”<sup><a id="note17" href="#note17n">[17]</a></sup>仅在2020年3—4月，就有超过36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逆转了10年来的就业增长态势。美国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一样，初期关停造成的暂时休假可能会变成永久解雇，从而造成剧烈的社会创伤（只有稳健的社会保障才能缓解），对国家经济造成严重的结构性破坏。
全球失业率最终取决于经济活动衰退的程度，但从全球来看，失业率必将接近两位数，甚至达到更高的水平。危机袭来时，美国往往首当其冲：2020年美国官方失业率预计或将达到25%的峰值，接近大萧条时期；如果再计入隐性失业，这一比例会更高（例如，因气馁而辞职或不再找工作的人，以及正在寻找全职工作的兼职工作者，均不在官方统计的失业人口之列）。服务业从业者的情况尤为严峻，非正式就业的劳动者处境也将更加艰难。
在GDP增长方面，失业的严重程度和人口规模取决于各国具体情况。根据经济结构和社会契约的性质，每个国家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但美国和欧洲为政策制定者如何解决问题及应对未来情况，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截至2020年6月，美国的失业率（疫情暴发前仅为3.5%）增长远高于其他地方。2020年4月，美国的失业率比2月上升11.2个百分点，而同期德国的失业率仅上升不到一个百分点。造成这一巨大差别的原因有二：一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有一种“招聘/解聘”文化，而欧洲没有这样的文化，且法律通常禁止这种做法；二是疫情暴发之初，欧洲就出台了旨在扶持就业的财政措施。
截至目前（即2020年6月），美国政府的支持力度强于欧洲国家政府，但两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美国为失业者发放救济金，这种措施偶尔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即失业者的生活相比危机前全职工作时更加宽裕。欧洲国家政府则直接支持企业，使之维持原有的正式“雇佣”关系，即便员工不再全职工作或者根本不工作。
德国的“短时工作”计划（Kurzarbeit，许多国家都效仿这一做法）为1000万雇员提供了高达60%的收入补偿，以使他们免于失业。法国推出了类似的方案，为类似数量的员工提供补贴，最高可达先前工资的80%。还有很多欧洲国家也提出了相似的解决方案，缓解了原本可能出现的解雇和裁员的影响。除了扶持劳动力市场，政府还采取了其他紧急措施，比如为资不抵债的企业争取喘息时间。在许多欧洲国家，如果企业能证明其流动性问题是由疫情引起，可延后申请破产（在一些国家最晚可延到2021年3月）。要实现平稳的经济复苏，这项政策意义重大，但也有可能只是推迟了问题爆发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劳动力市场全面复苏可能需要数十年，在欧洲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人们越来越担心大量企业破产后会出现大规模失业。
未来几个月，失业状况势必将进一步恶化，原因很简单：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出现之前，失业形势不可能明显好转。只要还没研发出疫苗或还没找到治疗方法，经济就不可能复苏，这意味着很多人会加倍担心：担心失业和失业后无法找到新工作（储蓄率将因此急剧上升）。如果再看长远一些（视线从未来几个月转向未来几年），有两类人的就业形势将尤为严峻，分别是受疫情冲击下的就业市场新人，以及容易被机器人取代的工人。这些都是经济、社会和技术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基本问题，对未来的就业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中，自动化的作用尤其令人关注。从长远来看，技术总是会产生积极的经济效应，这一点众所周知。自动化具有颠覆性，能够提高生产率并增加财富，进而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催生新的工作类型来满足需求。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在当下与未来之间会发生什么呢？
很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使劳动力替代激增，体力劳动者被机器人和“智能”机器取代，在劳动力市场引发长期结构性变化。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分析大流行病对自动化的影响，但已有充分证据表明，自动化正在加快转型进程，呼叫中心行业便是这一情况的缩影。
在疫情暴发之前，人们已逐渐采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新技术，实现部分人工劳动的自动化。新冠疫情危机及随之而来的社交隔离措施，令创新和技术变革进程突然加速。聊天机器人（通常与亚马逊的人工智能语音助手Alexa采用相同的语音识别技术）和其他可替代一般人工劳动的软件正在快速推行。这些因需要（比如实施卫生措施的需要）而引发的创新应用很快会导致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的工作岗位流失。
未来一段时间，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以自动化服务代替面对面互动。因此，目前呼叫中心的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其他行业。“自动化焦虑”将重新抬头<sup><a id="note18" href="#note18n">[18]</a></sup>，而经济衰退将加剧这一情绪。自动化的发展进程从来都不是线性的，往往会有波动起伏，并且起伏通常出现在经济形势严峻之际，此时企业收入下降使得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这种时候，雇主就会采用自动化技术取代低技能工人，以提高劳动生产率。<sup><a id="note19" href="#note19n">[19]</a></sup>最可能受影响的是（比如在制造业和餐饮、运输等服务业中）从事常规性工作的低收入劳动者。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将日益加剧，一方面高薪工作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许多低薪或乏味的工作不断消失。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存在“青年膨胀”的国家），自动化会让这些国家更难搭上经济增长的“快车”，技术可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噩梦”。
相比构想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人们更容易想到正在消失的东西，因此很容易沉溺于过度悲观的情绪。我们知道并理解，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失业率必定会上升，但未来几年以至几十年后的情况难以预料。新的生产方法和工具可能催生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创意浪潮。全球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小微企业可能会爆发式地涌现，有望创造数以亿计的工作岗位。虽然我们无法确知未来将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这主要取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轨迹。
未来增长图景
根据目前的预测，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幅度可能远低于过去几十年。随着复苏的开始，GDP的季度环比增长可能令人瞩目（因疫情导致起点较低），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总体经济规模可能要数年之后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归结于新冠病毒对经济的严重冲击将与一个长期趋势融合，即许多国家出现的人口下降和老龄化（人口结构将决定“国运”，也是GDP增长的关键动力）。鉴于经济增长放缓的高度确定性，很多人可能会怀疑“迷恋”增长是否仍然有用，并认为盲目追求GDP增长目标没有意义。
全球新冠疫情造成深刻冲击，强行按下社会活动的暂停键，这促使我们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随着针对疫情的经济应急措施逐步落实，相关方应把握制度变革和政策选择的机遇，使经济发展更公平、更环保。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经过多年彻底反思，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和欧盟，福利国家的阵容也得到扩大，显示了变革的巨大潜力。
这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怎样的新指标可用于追踪发展情况？哪些新动力能够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世界各国领导人需要转变思维，更加注重并优先考虑地球的健康状况以及所有公民的福祉。历史上，国家搜集统计数据主要是为了充分掌握可用于征税和发动战争的资源。随着民主国家日益强大，20世纪30年代，国家统计数据的目标范围扩大到掌握人口的经济福利<sup><a id="note20" href="#note20n">[20]</a></sup>，并提炼为GDP的形式。经济福利被视为当前生产和消费的等价物，但没有考虑未来的资源可用性。政策制定者过度依赖GDP来衡量经济繁荣，导致了目前出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枯竭状况。
完善的发展指标应包括哪些要素？第一，GDP本身需要更新，以反映数字经济创造的价值、无偿工作创造的价值，以及某些类型的经济活动可能破坏的价值。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长期被忽视，需要加强相关研究，建立有效的价值衡量框架。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中未被衡量的部分越来越多。再者，某些类型的金融产品被纳入GDP后即被视为创造价值，实则仅有价值的转移，有时甚至会破坏价值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