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复苏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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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光是经济总体规模很重要，逐步改善收益分配以及机会获取也很关键。在许多国家，收入不平等空前显著，技术发展加剧了两极分化。因此，GDP总量或人均GDP等平均值逐渐无法准确衡量个人生活质量。贫富差距是当今不平等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更加系统地对其加以追踪。

第三，需要更好地衡量和监测经济的韧性，判断真实的经济健康程度，包括制度、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创新生态系统等生产力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对系统的整体能力至关重要。此外，需要系统性追踪国家在危机时期可动用的资本储备，包括金融资本、实物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尽管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难以衡量，但它们对于社会凝聚力和环境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因此不应被低估。最近，学术界已开始整合公私机构的数据资源，解决在衡量资本时遇到的挑战。

一些实例说明，决策者已开始改变政策重点。2019年，在《世界幸福报告》中名列前10的新西兰公布了“福祉预算”。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决定拨出专款，处理心理健康、儿童贫困和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让福祉成为公共政策的明确目标。阿德恩通过此举，将多年来人们熟知的观点（即GDP增长未必能改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祉）纳入公共政策。

此外，许多城市以及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在考虑各种方案时，既要维持未来的经济活动，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又不能超出地球的生态边界。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首个正式承诺将这一框架作为后疫情时代公共决策起点的城市。这个框架犹如一个“甜甜圈”：内圈表示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最低需求（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外圈则是地球系统科学家定义的生态上限（即人类活动不可逾越的界限，避免对气候、土壤、海洋、臭氧层、淡水和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环境影响）；内外圈之间的区域就是同时满足人类与地球需求的甜蜜区。^{<a id="note21" href="#note21n">[21]</a>}

“GDP增长霸权”是否会消失，我们还无从得知，但各种迹象表明，这场大流行病可能会加速改变许多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如果我们都认同，除了人均GDP所代表的财富水平，幸福感更多取决于无形因素（如便利的医疗保健和健全的社会结构）而非物质消费，那么尊重环境、负责任饮食、同理心或慷慨等多元价值观就可能得到普及，并逐步成为新型社会规范的特征。

除了当前这场持续的危机，近年来，经济增长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作用也因地而异。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生产率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有观点认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政策方针能恢复长期增长。^{<a id="note22" href="#note22n">[22]</a>}此外，经济增长红利向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个人严重倾斜。要改善政策效果，决策者应采取精准的干预措施，以增进社会福祉。^{<a id="note23" href="#note23n">[23]</a>}在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让大型新兴市场受益匪浅，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得以摆脱贫困。尽管决策者已经掌握更多促进增长的政策方案（比如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基本的扭曲问题），但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制造业主导的发展模式会迅速失去优势，因此必须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式。^{<a id="note24" href="#note24n">[24]</a>}

这便引出了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如果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比，增长的方向和质量同样甚至更为重要，那么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而言，哪些因素能够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我们认为，若干领域有望形成一种能够提升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动态环境。

从绿色能源、生态旅游到循环经济，绿色经济蕴含广泛可能。例如，可以从“获取—制造—丢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转变为“源头设计注重可恢复性和可再生性”的模式^{<a id="note25" href="#note25n">[25]</a>}，在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将其回收再利用，从而保护资源并尽可能减少废弃物。这种模式能够创造更多价值，通过推动创新、增加就业、促进增长，最终带来经济效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战略青睐使用寿命更长的可修复产品（从手机、汽车到时装），甚至提供免费维修服务（如巴塔哥尼亚品牌的户外服饰），二手产品交易平台也在快速扩张。^{<a id="note26" href="#note26n">[26]</a>}

社会经济还包括其他能够创造就业的高增长领域，如护理和个人服务、教育、健康领域。一项对7个经济体的研究发现，对儿童保育、老人护理和其他护理服务的投资，总共可创造2100万个工作岗位（仅在美国就创造了1300万个工作岗位），可为其GDP增长贡献两个百分点。^{<a id="note27" href="#note27n">[27]</a>}如果将中小学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大学和成人培训都考虑在内，教育领域也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此外，新冠疫情表明，健康领域急需加大基础设施、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上述三个领域不仅本身具有创造就业的潜力，而且能在平等、社会流动和包容性增长方面创造长远效益，并共同形成乘数效应。

生产、分销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够提高效率，催生和改善附加值更高的新产品，创造新就业，带来经济繁荣。因此，政府需要从根本上反思市场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将公共政策方向及激励措施与商业创新能力结合，借助多种工具实现更加包容、可持续的经济繁荣。这就需要在上述前沿市场开展差异化的审慎投资，因为在这些领域，市场力量能对社会经济产生变革性影响，但仍缺乏支持运转的某些必要条件（例如，可持续、大规模制造产品或资产的技术能力仍然不足，标准尚不清晰，法律框架有待完善）。在这些新市场建立规则和机制，有望对经济发展形成变革性影响。如果政府希望实现更高质量的新型增长模式，现在就应当把握机会，在上述领域采取激励措施，以鼓励创新、激发创意。

有人提出将GDP增长降至0甚至负值的“去增长”运动，也获得了一些支持者（至少是在最富有的国家）。随着对经济增长的批评成为主流话题，消费主义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金融与文化主导地位将被彻底颠覆。^{<a id="note28" href="#note28n">[28]</a>}这一点明显体现在部分利基市场中消费者所主导的去增长行动，如倡议少吃肉或少坐飞机。由于疫情造成了一段事实上的“去增长”时期，人们对这场旨在放缓经济增速的运动重燃兴趣。2020年5月，世界各地1100多名专家发表了一份宣言，主张利用去增长策略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和人道危机。^{<a id="note29" href="#note29n">[29]</a>}他们在公开宣言中呼吁，应当鼓励民众参与，进行“规划合理、适应性强、可持续、公平的经济规模缩减，用较少资源实现更具幸福感的生活”。

然而，我们要警惕像盲目地追求增长一样贸然追求去增长！如果国家及政府放眼长远，应优先考虑采取更加包容、可持续的方法来管理和衡量经济，推动就业增长，改善生活水平并保护地球。一些既有技术已经能以较少资源实现更多产出。^{<a id="note30" href="#note30n">[30]</a>}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更全面、更长远的方法来评估发展成果，推动绿色投资与社会前沿市场投资，就能够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而不会顾此失彼。

_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针对新冠疫情，许多国家果断推出了灵活的大规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疫情暴发后，系统重要性国家的央行几乎立即决定降息，同时启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方案，印制必要的货币，使政府得以维持较低的借贷成本。美联储承诺购买长期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证券；欧洲央行则承诺购买各国政府发行的任何工具，成功缩小了欧元区中经济实力参差的成员国之间的借贷成本差额。

与此同时，多数政府都推出了雄心勃勃、前所未有的财政政策。危机期间，许多政府早早采取广泛的应急措施，以期达成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根据需要决定支出规模，（通过生产试剂、加强医院能力、研发药物和疫苗等）尽快控制疫情；第二，向处于破产和灾难边缘的企业与家庭提供应急资金；第三，支持总体需求，尽可能发挥经济运行的潜力。^{<a id="note31" href="#note31n">[31]</a>}

这些措施将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富裕经济体的债务与GDP之比可能上升30%。2020年全球政府支出中，总体刺激方案的规模可能超过全球GDP的20%，但各国之间差异明显，预计德国将达到33%，而美国仅高于12%。

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财政支出扩大的影响差异巨大。在高收入国家，高额债务被认为可持续并能维持后代的福利成本，因而这些国家具有更大的财政空间，原因有二：第一，央行承诺购买维持低利率的所有必要债券；第二，由于不确定性会继续抑制私人投资并刺激预防性储蓄，各方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利率将保持低位。相比之下，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再明显不过，它们绝大部分不具备应对危机所需的财政空间，已出现大量资本外流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现象。这意味着它们一旦推出扩张性财政政策，汇率必将遭受重创。在这种情况下，以拨款和债务减免的形式提供援助，甚至直接宣布延期还款^{<a id="note32" href="#note32n">[32]</a>}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至关重要。

这些都是在非常形势之下采取的非常做法，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也表示，现在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大规模、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a id="note33" href="#note33n">[33]</a>}各国政府都在努力防止经济衰退演变为灾难性的大萧条，在疫情发生前难以想象的措施很可能会成为全球通行的做法。未来将有越来越多声音呼吁政府干预，发挥“最后付款人”的作用^{<a id="note34" href="#note34n">[34]</a>}，防止或遏制疫情引发大规模裁员和商业经济衰退。

这些变化无一不在改变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游戏”规则。随着央行官员（从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民选官员的附庸，旨在保持货币与财政当局各自独立性的人为壁垒已被拆除。如今不难设想，今后政府将试图对央行施加影响，为基础设施或绿色投资基金等重大公共项目筹集资金。这些政策结束后，政府的某些干预措施（如维持劳动者的工作或收入，保护企业免于破产）可能将长期存在。即便情况有所好转，公众和政界仍可能要求保留这些计划。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在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隐性合流可能导致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它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政策制定者将大规模推行完全货币化（不通过标准的政府债务来融资）的财政刺激措施。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和“直升机撒钱”比喻的由来：因利率已趋近于零，央行无法通过传统的货币工具（即降息）来刺激经济，除非决定实施深度负利率政策，但这可能存在较高风险，多数央行反对使用。^{<a id="note35" href="#note35n">[35]</a>}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提高财政赤字（在税收下降的同时增加公共支出）推出刺激措施。简单来说，现代货币理论就是政府将发行债券供央行购买。如果永不回售，就如同货币融资，即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通过央行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实现），政府可将这些货币投入适当用途，如直接给有需要的人发钱（即所谓的“直升机撒钱”）。这种理论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可行性，但它牵涉到一个重要的社会期望和政治控制问题：一旦公民意识到“神奇的摇钱树”能生钱，将会强烈要求民选官员印发更多货币，这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

货币融资中有两个技术要素涉及通货膨胀风险。第一，推行无期限量化宽松（即货币融资）的决策不一定要在央行购买政府债券时做出，可留待日后，从而隐藏或避免滋生钱“长在树上”的想法。第二，“直升机撒钱”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与财政赤字是否货币化无关，而与涉及的资金量成正比。央行发行的货币规模没有名义限制，但要恢复通货膨胀同时避免通货膨胀率过高的风险，发行的货币存在合理上限。名义GDP的相应增长将分别来自真实产出效应以及价格水平效应的强化，这种平衡及通货膨胀的性质将取决于供给制约的程度，最终取决于印发的货币量。央行官员可能认为2%～3%的通货膨胀率不值得担心，4%～5%的通货膨胀率也问题不大，但他们必须界定上限，避免让通货膨胀产生真正的颠覆性。这里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明确下列事项：通货膨胀率达到怎样的水平就会侵蚀经济并成为消费者的焦虑之源。

目前，担心通货紧缩或忧虑通货膨胀的人士均有之，他们分别出于怎样的考虑？担心通货紧缩的人士指出，面对劳动力市场崩溃和商品价格大跌，通货膨胀率回升遥遥无期。而忧虑通货膨胀的人士注意到央行资产负债表和财政赤字大幅增加，质疑这种情况怎么可能不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可能导致高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他们以一战后的德国或二战后的英国为例：1923年德国试图利用通货膨胀减轻国内的战争债务负担，结果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英国则依靠少量通货膨胀逐渐偿还二战后的巨额债务（占GDP的250%）。担忧人士认为短期内通货紧缩的风险更高，但也同意，鉴于不可避免的大量刺激措施，最终还是会形成通货膨胀。

在当前关头，很难想象通货膨胀会在近期内升温。生产活动的回流可能引发偶尔的通货膨胀，但程度有限。老龄化和技术（两者在本质上都将引发通货紧缩）等明显的长期结构化趋势加上极高的失业率，将抑制未来多年的工资增长，给通货膨胀率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在后疫情时代，强劲的消费需求不太可能出现。大范围的失业、大量人口的收入降低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可能促使预防性储蓄增加。当社交隔离措施最终放宽时，被压抑的需求可能引发些许通货膨胀，但这可能只是短期现象，不会影响长期的通货膨胀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素才可能产生通货膨胀：一是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升幅超过目前预测的20%～30%；二是中性利率（保持经济潜力所需的安全实际利率）大幅上升；三是由财政主导货币政策。^{<a id="note36" href="#note36n">[36]</a>}其中每种情况单独出现的概率已经很低，三者同时出现的概率则更低（但不是0）。债券投资者持同样的观点。情况固然会变化，但从目前来看，名义债券和通胀指数债券之间的低利差表明，最多会出现长期维持极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

未来几年，高收入国家很可能面临与过去几十年的日本类似的情况：结构性需求疲软，通货膨胀率极低，利率超低。人们常把（富裕）世界可能出现的“日本化”现象描述为一种无望组合：无增长、无通货膨胀、债务高企。这种看法实则具有误导性。根据人口统计学特征调整数据后，日本的人均GDP其实很高并保持增长，经济表现优于大多数国家。2007年以来，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实际GDP增速在七国集团中位居第一。尽管其中有很多特殊原因（比如社会资本充足，信任度很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平均水平，老龄劳动者成功加入劳动力队伍），但还是能表明人口萎缩并不一定导致经济衰退。日本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福祉指标提供了有益经验，即面对经济困难，仍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