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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方案，主要是要拥有可验证的开源代码，并要能为数据监管和数据保存时间提供保证。各国可以实施共同的标准和规范，在欧盟尤其如此：许多公民担心新冠疫情会迫使他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两难选择。但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认为：
这是一种虚假的两难困境，因为你可以在不侵犯隐私的情况下，用技术来做很多事情。在我看来，当人们说这件事只有一种方法的时候，他们通常只是想利用数据为自己服务。我们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指南，我们和成员国共同开发了工具箱，所以你可以开发一款自愿式应用，利用蓝牙技术来集中储存数据。你可以利用这一技术追踪病毒，但同时你也可以为人们提供选择的权利。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相信这项技术只是用来追踪病毒，而非用于其他目的。当我们告诉公众，你们可以信任这项技术，可以使用这项技术的时候，我们应该表明我们的严肃态度。我们要让公众知道，这并非是为了开启公众监控的新时代，而是为了追踪病毒，是为了维护社会的重新开放。<sup><a id="note5" href="#note5n">[5]</a></sup>
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正面临一种快速变化、剧烈动荡的形势。苹果和谷歌在2020年4月发表声明称，它们正在携手合作，共同开发一款应用程序，帮助公共卫生官员逆向追踪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移动轨迹和接触人群，这为最担心数据隐私和害怕数据监控至上的各国社会指明了一条出路。移动设备携带者可以自愿下载这款应用，然后同意分享数据。这两家公司也明确表明，它们的技术不会提供给公共卫生机构，除非这些机构能够遵守它们的隐私保护指引。但是，自愿式追踪应用面临一个问题：它们的确注重保护用户隐私，但只有用户参与度足够高的情况下才有效——这一集体行动问题再次凸显了现代生活在倡导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主义外表下，具有深度互联的特征。如果人们不愿意向监管系统的政府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任何自愿式追踪应用都不会发挥作用；如果人人都拒绝下载这一应用（并因此隐藏有关潜在感染、行踪和接触人群的信息），那么每个人都会深受其害。最终，公民只会使用他们认为可靠的应用程序，而这取决于他们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2020年6月底，用户对追踪应用的使用体验感排名结果可谓喜忧参半。采用了这些应用程序的国家不足30个。<sup><a id="note6" href="#note6n">[6]</a></sup>在欧洲，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基于苹果和谷歌开发的系统广泛推出了应用程序，法国等国决定自行开发应用程序，但遭遇了互操作性问题。总体来看，技术问题和对隐私问题的担忧似乎影响了应用程序的使用比例。这里仅举几例：在经历了技术故障并且招致隐私保护活动家的批评后，英国彻底改变了态度，决定用苹果和谷歌开发的模式取代其自行开发的追踪应用程序；挪威因隐私保护问题，暂停了应用程序的使用；在法国，StopCovid应用仅仅上线三周就直接宣布失败，其利用率非常低（只有190万用户），并且发生了用户频繁卸载的问题。
今天，世界范围内约有52亿部智能手机，每一部都可以用来追踪感染对象、感染地点和感染源。这一前所未有的机会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疫情期间在美国和欧洲开展的多项调查都表明，越来越多的公民似乎赞成公共机构（在特定界限内）对他们的智能手机进行追踪。但和以往一样，政策的具体细节和执行才是关键。数字追踪是该强制实施还是自愿实施？数据的采集应该以个人名义还是采取匿名形式？信息是应该私下采集还是应该公开披露？这些问题牵涉很多方面，并非那么黑白分明，因此要想各方认可一种统一的数字追踪模式异常困难。在多国重新开放后不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追踪员工的健康状况，这种现象更是加剧了上述所有问题及其引起的不安情绪。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持续存在，以及人们担忧会暴发其他的大流行病，这些问题将变得越发重要。
当新冠疫情逐渐消退，人们开始返回职场时，企业会倾向于加大监控力度。无论是好是坏，企业都会密切关注员工状态，甚至会记录他们的行为。这一趋势会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用热成像摄像机测量体温和通过应用程序监测员工状态，了解员工是否遵守了社交隔离规定。这必然会引起深刻的监管和隐私问题。但许多企业会对此持不同意见。企业认为，如果不能加强数字监控，它们就无法重新开放和经营，因为有可能会出现新的感染病例（有些情况下它们还要承担责任）。这些企业认为健康和安全是加强监控的合理基础。
立法机构、专家学者和工会代表始终担忧的问题在于，企业会在疫情结束之后甚至在疫苗研发成功之后，仍然保留这些监控工具，因为监控系统一旦安装好了之后，雇主们往往不太愿意拆除掉，特别是监控还能带来一个间接的好处，那就是可以检查员工的工作情况。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一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新的安保措施，比如广泛使用摄像头，要求使用电子身份证，以及对进出员工或访客进行记录，等等。这些措施在当时看来显得非常极端，但在今天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显得非常的“正常”。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政策制定者和安全专家担心这一情况会再次上演，他们害怕为了控制新冠疫情而采取的技术解决方案会长期存在。他们认为，我们会迎来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
_反乌托邦的风险
如今，信息和通信技术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影响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参与活动。因此，我们拥有的任何一种数字体验都能被打造成一个“产品”，用以监测和预判我们的行为方式。潜在的反乌托邦风险就源自这样一种观点。有鉴于此，过去几年中涌现了无数以此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既有《使女的故事》这样的小说作品，又有《黑镜》这样的剧集作品。在学术界，肖沙娜·朱伯夫等学者在研究中也表达了反乌托邦的问题。肖沙娜·朱伯夫在《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中警告称，客户有可能被打造成为数据来源，而“监视资本主义”会以非常不民主的方式导致信息的不对称，并在信息基础上形成权力，从而深刻改变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