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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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jz_1_22" href="#jzyy_1_22">(10)</a> 这段人身攻击有些名气，大约是古今中外某些当权者辱骂知识分子的通用套路，大意如下：你智商要真高，怎么做不了官？你财商要真高，怎么那么穷？你们不过是些夸夸其谈之辈，地位不高还爱质疑上司，穷成那样还说富人的坏话，样子清高实则卑鄙，妄发议论，哗众取宠。俸禄吃不饱，家里没余粮，破衣烂衫，也配谈论朝堂大事？何况拓边打仗之事呢！（原文为：“挟管仲之智者，非为厮役之使也。怀陶朱之虑者，不居贫困之处。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阳也！”）
<a id="jz_1_24" href="#jzyy_1_24">(11)</a> 这条线的提出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已故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故也被称为“胡焕庸线”。
<a id="jz_2_24" href="#jzyy_2_24">(12)</a> 广东省人口数量超过百万的县级单位有几十个，任何一个都比新疆的阿勒泰或哈密地区的总人口多。
<a id="jz_1_25" href="#jzyy_1_25">(13)</a> 数据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的著作（2014）。下一段内容也多取材自该书。
<a id="jz_2_25" href="#jzyy_2_25">(14)</a> 地理和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来自布朗大学米哈洛普洛斯（Michalopoulos）的研究（2012）。
<a id="jz_1_27" href="#jzyy_1_27">(15)</a> 地理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周黎安的著作（2017），贫困县数据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唐为的论文（2019）。
<a id="jz_1_28" href="#jzyy_1_28">(16)</a> 本段中坡度的数据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唐为的论文（2019）。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高翔与厦门大学的龙小宁（2016）则指出，文化与本省主流不同的省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a id="jz_2_28" href="#jzyy_2_28">(17)</a>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内容，来自北京大学韩茂莉的著作（2015）。
<a id="jz_1_29" href="#jzyy_1_29">(18)</a> 关于道路密度的研究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唐为的论文（2019）。
<a id="jz_2_29" href="#jzyy_2_29">(19)</a> 工业水污染向本省下游区域集中这个现象，来自香港大学蔡洪斌、北京大学陈玉宇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宫晴等人的论文（Cai, Chen and Gong, 2016）。
<a id="jz_1_30" href="#jzyy_1_30">(20)</a> 数据来自南开大学邵朝对、苏丹妮、包群等人的论文（2018）。
<a id="jz_1_31" href="#jzyy_1_31">(21)</a> 上海财经大学唐为和华东师范大学王媛的论文（2015）发现撤县设区会增加外来人口。
<a id="jz_1_32" href="#jzyy_1_32">(22)</a> “形式权威”（formal authority）和“实际权威”（real authority）的理论，来自哈佛大学阿吉翁（Aghion）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卢兹大学梯若尔（Tirole）的论文（1997）。
<a id="jz_2_32" href="#jzyy_2_32">(23)</a> 关于信息和国企分级的关系，来自清华大学黄张凯、北京大学李力行、中国人民大学马光荣与世界银行徐立新等人的论文（Huang et al., 2017）。
<a id="jz_1_33" href="#jzyy_1_33">(24)</a> 中国自魏晋以来出现“官吏分途”，即官吏虽同在官僚机构共生共事，但在录用、晋升、俸禄等方面相互隔绝。对这一制度流变的分析描述及对理解当今官僚体系的启示，读者可参考斯坦福大学周雪光（2016）与北京大学周黎安（2016）的精彩文章。
<a id="jz_1_35" href="#jzyy_1_35">(25)</a>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务院没有设定GDP增长目标，属20余年来首次。
<a id="jz_2_35" href="#jzyy_2_35">(26)</a> 数据及关于GDP指标“层层加码”现象的详细讨论，见北京大学厉行、刘冲、翁翕、周黎安等人的论文（Li et al., 2019）。
<a id="jz_1_36" href="#jzyy_1_36">(27)</a> 9个驻地是：北京、沈阳、上海、南京、济南、广州、武汉、成都、西安。关于“驻地效应”的检验，来自湖南商学院的陈晓红、朱蕾和中南大学汪阳洁等人的论文（2018）。
<a id="jz_1_37" href="#jzyy_1_37">(28)</a> 关于水质监测站与临近企业排放行为的讨论，来自香港科技大学何国俊、芝加哥大学王绍达和南京大学张炳等人的论文（He, Wang and Zhang, 2020）。
<a id="jz_1_38" href="#jzyy_1_38">(29)</a> 从经济学的合同理论出发，合同不可能事先写清楚所有情况，所以权力的实质就是在这些不确定情况下的决定权，可以称为“剩余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 rights）。以这种视角来分析权力的理论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详见其著作（1995）。他用“剩余控制权”的思路去理解“产权”的本质，即在合同说不清楚的情况下对财产的处置权。而更加广泛的权力或权威，可以视为在各种模糊情况下的决定权。
<a id="jz_1_39" href="#jzyy_1_39">(30)</a> 参见2011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级以下工商质监行政管理体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此文件现已失效。
<a id="jz_1_40" href="#jzyy_1_40">(31)</a> 除环保之外，其他领域内也有类似冲突：上级重视质量而下级重视成本，下级为了降低成本会不惜损害质量。这种冲突并不总是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便没有信息问题，也有能力问题。只要上级没有能力完全取代下级，这种冲突就可能会发生。此时放权会降低质量，收权又会降低工作效率，就需要妥协和平衡。哈佛大学哈特（Hart）、施莱弗（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学维什尼（Vishny）的论文（1997）详细探讨了这类问题。
<a id="jz_1_41" href="#jzyy_1_41">(32)</a> 关于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研究，来自南京大学张炳、四川大学陈晓兰、南京审计大学郭焕修等人的论文（Zhang, Chen and Guo, 2018）。2016年，重点监控企业已经增加到14 312家。
<a id="jz_2_41" href="#jzyy_2_41">(33)</a> 详见中央和国务院于2016年9月联合印发的《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a id="jz_1_44" href="#jzyy_1_44">(34)</a> 引文中的强调格式是我在引用时加上的，本书余下部分涉及此类情况皆如此。
<a id="jz_1_46" href="#jzyy_1_46">(35)</a> 我国实行分税制，按照中央和省的分税比例，企业所得税六成归中央，剩余部分由省、市、区县来分。企业所得税减免，一般都是减免企业所在地的地方留存部分。但对一些国家支持的行业，比如集成电路，企业的全部所得税都可以“三免三减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