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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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经济学中有一条非常有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宣称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呈现出“倒U形”模式。这条在20世纪50年代声名大噪的曲线,其实不过是一些欧美国家在“二战”前后那段特殊时期中的特例。一旦把时间拉长、样本扩大,数据中呈现的往往不是“倒U形”,而是贫富差距不断起起伏伏的“波浪形”。<a id="jzyy_2_206" href="#jz_2_206">(43)</a>造成这些起落的因素很多,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经济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先富带动后富”也不会自然发生,而需要政策的干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会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a id="jzyy_1_207" href="#jz_1_207">(44)</a>
结语
我国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第二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一系列改革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作用。上述三个阶段背后的共同动力之一就是工业化。1994年之前,工业和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可以迅速切入本地市场,满足本地需求,而农村土地改革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可以从事非农工作,为乡镇企业崛起创造了条件。到了90年代中后期,工业品出口开始加速。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国际竞争体系之后,工业企业必须扩大规模,充分利用规模效应来增强竞争力,同时需要靠近港口以降低出口运输成本。因此制造业开始加速向沿海地区集聚,大量农民工也随之迁徙。如今我国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产业升级要求制造业企业不断转型,充分利用包括金融、科技、物流等要素在内的生产和销售网络,所以各项产业仍然集聚在沿海或一些中心大城市。这种集聚促进了当地服务业飞速发展,吸纳了从农村以及中小城市转移出来的新增劳动力。这些新一代移民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很多“农二代”已经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技能,更希望定居在城市。所以城市化需要转型,以人为本,为人们提供必要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
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地价和房价飞涨,也让居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些累积的债务为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增加了很大风险。最近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而所谓“三大攻坚战”之首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那么这些风险究竟是什么?如何影响经济?又推行了哪些具体的改革措施?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扩展阅读
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杠杆撬动的飞速城市化,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如今站在新一轮改革的起点上,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著作《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2016)值得阅读。该书聚焦城市化过程中的“人”,主张扩大城市规模,让更多人定居在城市,在不断集聚中走向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北京大学周其仁的著作《城乡中国(修订版)》(2017)和东南大学华生的著作《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2014)也是理解城市化的上佳读物。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持不同观点。兼听则明,读者可自行判断。
经济学近年来最热门的研究课题就是不平等,优秀的论文和著作很多。对比较严肃的读者,我还是推荐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2014)。这是本很多人知道但很少人读完的巨著,因为太厚了。但厚有厚的好处,这本大书里散落着很多有意思的内容,作者思考的深度和广度远非各类书评中的“中心思想”所能概括。即便只读该书前两部分,也能学到关于经济发展的很多内容。对非专业读者而言,本书中有些内容不太容易理解,而且没有多少关于中国的内容。我国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两位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岳希明写了一本导读,《〈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2015),解释了原作中一些概念,也对我国收入差距的情况做了简要说明和分析。
<a id="jz_1_178" href="#jzyy_1_178">(1)</a> 容积率就是建筑面积和其下土地面积的比值,比值越高,建筑面积越大,楼层越高,容纳的人也越多。给定土地位置,规划容积率越高越值钱。厦门大学傅十和与暨南大学谷一桢等人的论文(Brueckner et al., 2017)发现,我国房地产开发限制越严格的地方,容积率和地价间关联越紧密。
<a id="jz_1_179" href="#jzyy_1_179">(2)</a> 旧金山和亚特兰大的例子来自哈佛大学格莱泽(Glaeser)和沃顿商学院吉尤科(Gyourko)的论文(2018)。
<a id="jz_2_179" href="#jzyy_2_179">(3)</a> 各类城市房价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方汉明等人的论文(Fang et al., 2015)。
<a id="jz_3_179" href="#jzyy_3_179">(4)</a> 不同地区城镇人口和土地数据来自恒大经济研究院任泽平、夏磊和熊柴的著作(2017)。
<a id="jz_1_180" href="#jzyy_1_180">(5)</a> 数字来自复旦大学韩立彬和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论文(2018),他们详细分析了土地供给政策倾斜和地区间房价分化。
<a id="jz_1_181" href="#jzyy_1_181">(6)</a> 2020年4月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a id="jz_2_181" href="#jzyy_2_181">(7)</a> 美国的数字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Spader, McCue and Herbert, 2016)。英国的数字来自三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Ryan-Collins, Lloyd and Macfarlane, 2017)。
<a id="jz_1_182" href="#jzyy_1_182">(8)</a> 欧洲房产价值占国民财富比例大幅上升,与“二战”后经济复苏与重建有关。美国上升幅度相对较小,部分是因为美国在战后成为超级大国,所以作为分母的国民财富增幅巨大。各国财富构成的数据来自巴黎经济学院皮凯蒂(Piketty)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祖克曼(Zucman)的论文(2014)。
<a id="jz_1_183" href="#jzyy_1_183">(9)</a> “两房”并非国企,而是和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私企,属于“政府支持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享受各种政府优惠,也承担政策任务。“两房”可以从财政部获取信用额度,几乎相当于政府对其债务的隐性担保,虽然法律上政府并无担保义务。
<a id="jz_2_183" href="#jzyy_2_183">(10)</a> 数据来自芝加哥大学拉詹(Rajan)的著作(2015)。
<a id="jz_3_183" href="#jzyy_3_183">(11)</a> 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非常注重投资的作用。虽然投资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相对较小,但波动远比消费剧烈,常常是经济周期的主要推手。随着对债务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消费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迈恩(Mian)和芝加哥大学苏非(Sufi)的著作(2015)详细介绍了美国居民部门的债务和消费情况。
<a id="jz_1_184" href="#jzyy_1_184">(12)</a> 美联储旧金山分行的研究报告(Glick and Lansing, 2010)显示:2008年之前的10年间,欧美主要国家的房价和居民负债高度正相关,而负债越多的国家危机之后消费下降也越多。
<a id="jz_2_184" href="#jzyy_2_184">(13)</a> 剩余23%是各种经营性贷款。我国的统计口径把所有部门分为政府、居民、企业,但居民中还包括各种非法人企业,比如个体户,所以居民贷款中含有经营性贷款。
<a id="jz_1_185" href="#jzyy_1_185">(14)</a> 我国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报告(2020)。美国数据来自美联储纽约分行的《家庭债务与信用季报》(Quarterly Report on Household Debt and Credit)。
<a id="jz_1_186" href="#jzyy_1_186">(15)</a> 美国居民财富组成的数据来自美联储发布的2019年度美国金融账户组成数据。
<a id="jz_1_187" href="#jzyy_1_187">(16)</a> 中央财经大学张川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贾珅、北京大学杨汝岱研究了房价和空置率的正向关系,认为二者同时受到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影响(2016)。
<a id="jz_2_187" href="#jzyy_2_187">(17)</a> 即低收入群体通过借贷消费,可参考芝加哥大学贝特朗(Bertrand)和莫尔斯(Morse)的论文(2016)。
<a id="jz_3_187" href="#jzyy_3_187">(18)</a> 储蓄不平等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甘犁、赵乃宝和孙永智等人的研究(2018)。
<a id="jz_1_188" href="#jzyy_1_188">(19)</a>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报告(2020)指出,资产最少的20%的负债家庭中,民间借贷占债务的比重将近10%。年收入6万元以下家庭的债务收入比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的报告(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