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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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jz_2_188" href="#jzyy_2_188">(20)</a> 此处数字来自普林斯顿大学迈恩和芝加哥大学苏非的著作（2015）以及德国波恩大学三位经济学家的论文（Kuhn, Schularick and Steins,2020）。
<a id="jz_1_189" href="#jzyy_1_189">(21)</a> 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的报告（2019）。
<a id="jz_2_189" href="#jzyy_2_189">(22)</a> 我国住房按揭资产证券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2019年末的美国数据也包含了商业地产，按揭总量数据来自美联储，住房按揭资产证券总量数据来自sifma网站。
<a id="jz_1_192" href="#jzyy_1_192">(23)</a> 本图设计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著作（2016），我更新了数据。
<a id="jz_2_192" href="#jzyy_2_192">(24)</a> 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著作（2016）指出，发达国家的经济集聚和城市化还在继续。
<a id="jz_1_195" href="#jzyy_1_195">(25)</a> 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邵挺、清华大学田莉、中国人民大学陶然的论文（2018）。
<a id="jz_1_196" href="#jzyy_1_196">(26)</a> “地票”价格和土地供应数据来自重庆市前市长黄奇帆的著作（2020）。
<a id="jz_2_196" href="#jzyy_2_196">(27)</a> 2017年发布的《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
<a id="jz_3_196" href="#jzyy_3_196">(28)</a> 2019年，国土资源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确定北京、上海、沈阳、南京、杭州、合肥、厦门、郑州、武汉、广州、佛山、肇庆、成都等13个城市为第一批试点。
<a id="jz_1_197" href="#jzyy_1_197">(29)</a> 在居民户口制度下，原城镇户口居民基本不受影响，原农业户居民可以继续保有和农村土地相关的权益（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且在社会保障方面同城镇居民接轨。
<a id="jz_1_198" href="#jzyy_1_198">(30)</a> 2016年，国土资源部联合五家中央部委印发《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
<a id="jz_2_198" href="#jzyy_2_198">(31)</a>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a id="jz_1_200" href="#jzyy_1_200">(32)</a> 世界银行定义的每天1.9美元的极端贫困收入标准，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相当于每年2 441元人民币。而我国2011年的农村最低贫困线标准是每年2 300元，城镇的贫困线标准则高于世行标准。
<a id="jz_1_201" href="#jzyy_1_201">(33)</a> 全球人口按不同收入组别在各国之间的分布，来自“全球不平等实验室”的报告（World Inequality Lab 2017）。
<a id="jz_2_201" href="#jzyy_2_201">(34)</a> 基尼系数的数字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李实和朱梦冰的论文（2018）。
<a id="jz_1_202" href="#jzyy_1_202">(35)</a> 城镇低收入人群的平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2%，中等收入人群为7.6%，高收入人群为8.9%。
<a id="jz_2_202" href="#jzyy_2_202">(36)</a> 新加坡国立大学樊漪、易君健和浙江大学张俊森的论文（Fan, Yi and Zhang,2021）研究了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
<a id="jz_1_203" href="#jzyy_1_203">(37)</a> 房价和收入增长数据可参考宾夕法尼亚大学方汉明等人的研究（Fang et al., 2015）。
<a id="jz_2_203" href="#jzyy_2_203">(38)</a> 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报告（2020）。
<a id="jz_3_203" href="#jzyy_3_203">(39)</a> 在沿海省份，“80后”收入与其父母收入的相关性，高于“70后”；但在内陆，这一相关性在“80后”与“70后”之间变化不大。这一发现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樊漪、易君健以及浙江大学张俊森的论文（Fan, Yi and Zhang, 2021）。
<a id="jz_1_204" href="#jzyy_1_204">(40)</a> 这一效应由已故的传奇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提出，详见其文集（Hirschman, 2013）。他也讨论了影响不平等容忍度的诸多因素，如人群相似性与家庭观念等。
<a id="jz_1_205" href="#jzyy_1_205">(41)</a> 数据来自哈佛大学切蒂（Chetty）等人的论文（2020）。
<a id="jz_1_206" href="#jzyy_1_206">(42)</a> 子女收入超越父母的概率，称为“绝对流动性”。对我国绝对流动性的估计，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樊漪、易君健以及浙江大学张俊森的论文（Fan, Yi and Zhang, 2021）；对美国的估计来自哈佛大学切蒂（Chetty）等人的论文（2017）。在本书写作之际（2020年），中国“90后”才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收入还未稳定下来，数据也有待收集。
<a id="jz_2_206" href="#jzyy_2_206">(43)</a>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著作（2014）中详细分析了“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来龙去脉。世界银行的米兰诺维奇（Milanovic）在著作（2019）中描述了起起落落的“库兹涅茨波浪”。
<a id="jz_1_207" href="#jzyy_1_207">(44)</a>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著作（2013）讨论了不平等的种种代价。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沙伊德尔（Scheidel）的著作（2019）指出，历史上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几乎都难以善终，最后往往以大规模的暴力和灾难重新洗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