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总结 政府与经济发展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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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的解读。现象复杂多变,偶然因素非常重要,过往并非必然,未来也不能确定。但经济学研究依然是有意义的。它能从过往事件的来龙去脉中提取一些因素,思考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对事件的多种解读,给人启发。但什么是相关因素?怎么组合?又如何解读?这些都与所研究事件的所在环境密不可分。任何合格的理论当然都能自圆其说,但应用理论要跳出理论本身,才能审视其适用性和实用性,这种应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对相关因素的提取和组合,本质上是对“何谓重要”这一问题的反复考量,其判断标准只能在比较中产生。这一“比较”的视野,要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展开,既包括跨地区、跨国家的比较,也包括跨时期的比较。研究者不仅要深入了解本国现状和历史,也要了解所比较国家的现状和历史。比较数据和表面现象容易,但要比较数据产生的过程和现象发生的机制就难了,而这些往往更加有用。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理解发展过程,因此必须理解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对“历史”的延续性和强大力量心存敬畏,对简单套用外来理论心存疑虑。
无论如何,经济学的主要作用仍是发现和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和产生。学术的这一“提问”作用不应被夸大,也不应被贬低。世事复杂,逻辑和理论之外的不可控因素太多,所以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权衡、取舍、调整、改进。但发现和提出好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且“提问”本身,往往已蕴含了对解决思路的探索。切中要害的问题,必然基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因此,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是不会过时的精神。
扩展阅读
培养“比较”视野需要大量阅读,这也是本书设立“扩展阅读”部分的初衷。我个人偏爱经济史,所以把最后这部分留给经济史。这个领域的大作很多,以下三本入门读物的共同点是简明通俗,篇幅虽不长,但介绍了很多重要现象,提出了不少重要问题:英国史学家艾伦的《全球经济史》(2015),乔治梅森大学戈德斯通的《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2010),哈佛大学弗里登的《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2017)。希望这些书能激发读者兴趣,之后去做深入了解。我个人也经常翻阅卡尔·波兰尼、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乔尔·莫基尔等人的杰作,大都有中译本。都是些老书,常读常新。熟悉这些著作的读者应该能在本书的很多地方看到《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格申克龙,2012)和《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波兰尼,2020)的影子。
国内的经济学学生很了解美国的经济学理论,但不太了解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我推荐两种读物。第一本是西北大学戈登的《美国增长的起落》(2018)。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会给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从很长的时间线上对此做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和分析,是本大部头,细节丰富,读者的印象和感受会很深。另一本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科恩(Cohen)和德隆(DeLong)合著的<i>Concrete Economics:the Hamilton Approach to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i>(2016),这本书着重强调政府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该实行产业政策就实行产业政策、该保护贸易就保护贸易、该操控汇率就操控汇率,坚持务实精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有美国的今天。借回顾历史之机,作者们批评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席卷美国和全球的自由市场思潮。
在写作本章的过程中,在东亚研究领域负有盛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辞世。他的杰作《邓小平时代》清晰易懂,细致流畅,影响很大。改革开放是个伟大的时代,这本书记录了这个伟大开端,放在这里推荐,再合适不过。
<a id="jz_1_290" href="#jzyy_1_290">(1)</a> 第一种竞争模式被称为“U型”(unitary),第二种被称为“M型”(multipision),都是公司治理中常用的结构模式。“U型”公司按功能划分部门,比如生产、销售、采购等。而“M型”公司则分成几个子品牌或事业部,各成系统,彼此独立性很强。哈佛大学诺贝尔奖得主马斯金(Maskin)、清华大学钱颖一、香港大学许成钢的论文(Maskin, Qian and Xu, 2000)将这种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用于研究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
<a id="jz_1_291" href="#jzyy_1_291">(2)</a> 经济特区的故事详见傅高义的杰作(2013)。香港大学许成钢的论文(Xu, 2011)解释了地区竞争有利于地方性的政策创新和实验。
<a id="jz_1_292" href="#jzyy_1_292">(3)</a> 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毛泽东、党中央提交的报告。
<a id="jz_2_292" href="#jzyy_2_292">(4)</a> 见薄一波的著作(2008)以及华中师范大学严鹏的著作(2018)。
<a id="jz_3_292" href="#jzyy_3_292">(5)</a>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樊静霆和密歇根州立大学邹奔的论文(Fan and Zou, 2019)分析了“三线建设”对当地工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长期发展的积极影响。
<a id="jz_1_293" href="#jzyy_1_293">(6)</a>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格申克龙在著作(2012)中指出,很多落后国家虽人口众多,却极度缺乏合格的产业工人,“创造一支名副其实的产业工人大军,是最困难和耗时的过程”。
<a id="jz_1_294" href="#jzyy_1_294">(7)</a> 北京大学周黎安的论文(2018)详细阐述了“官场+市场”机制及其优缺点。下文内容取材于该文。
<a id="jz_1_296" href="#jzyy_1_296">(8)</a> 哈佛大学罗德里克(Rodrik)的论文(1998)探讨了全球化与“大政府”之间的正向关系。
<a id="jz_2_296" href="#jzyy_2_296">(9)</a>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贝斯利(Besley)和斯德哥尔摩大学佩尔松(Persson)的著作(2011)详细阐述了这三大支柱的理论联系,下文中关于税收能力和法制能力的内容受该书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