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总结 政府与经济发展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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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jz_1_297" href="#jzyy_1_297">(10)</a> 产品复杂度的度量来自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项目。
<a id="jz_1_298" href="#jzyy_1_298">(11)</a> 关于美国政府管制的兴起和现状，以及与法制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哈佛大学格莱泽（Glaser）和施莱弗（Shleifer）的论文（2003），以及芝加哥大学莫里根（Mulligan）和哈佛大学施莱弗（Shleifer）的论文（2005）。
<a id="jz_1_299" href="#jzyy_1_299">(12)</a> 美国富人税率数据和扎克伯格的例子，来自伯克利加州大学塞兹（Saez）和祖克曼（Zucman）的著作（2019）。
<a id="jz_2_299" href="#jzyy_2_299">(13)</a> 数据来自2002年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在全国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统一思想 做好准备 大力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
<a id="jz_3_299" href="#jzyy_3_299">(14)</a> 关于“金税工程二期”对增值税收入影响的估计，来自复旦大学樊海潮、刘宇及美国西北大学钱楠筠等人的论文（Fan et al., 2020）。
<a id="jz_1_301" href="#jzyy_1_301">(15)</a> 伯克利加州大学巴尔丹（Bardhan）的论文（2016）总结和讨论了各国保护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得失成败。他特别强调了“幼稚产业”保护承诺的“时间不一致”问题，也就是起初设计好了将来要“断奶”的保护，最终却迟迟无法“断奶”的问题。
<a id="jz_1_302" href="#jzyy_1_302">(16)</a> 数据来自IMF的张龙梅等人的论文（Zhang et al., 2018）。
<a id="jz_1_303" href="#jzyy_1_303">(17)</a> 服务业发展离不开人口密度，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服务（比如餐馆或理发店）都不能跨地区贸易，需要面对面交易。上海交通大学钟粤俊和陆铭以及复旦大学奚锡灿的论文（2020）分析了我国各地区人口密度和服务业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a id="jz_1_305" href="#jzyy_1_305">(18)</a> 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讨论，详见哥伦比亚萨克斯（Sachs）、戴维斯加州大学胡永泰、莫纳什大学杨小凯的研究以及林毅夫的论文（2003）。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哥伦比亚大学格林沃尔德的著作（2017）系统地阐释了学习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这个框架下讨论了一系列主流经济学中视为“扭曲”的政策的积极意义，包括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等，是一部杰作。
<a id="jz_2_305" href="#jzyy_2_305">(19)</a> 哈佛大学罗德里克的著作（2009）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点。
<a id="jz_1_306" href="#jzyy_1_306">(20)</a> 其实何止是省，我国很多市的发展故事和模式也各具特色。这方面深入的研究并不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如下著作，很有意思。复旦大学章奇和北京大学刘明兴关于浙江模式的著作（2016）；复旦大学张军主编的关于深圳模式的论文集（2019）。再早一点，还有国家发展改革委张燕生团队关于佛山模式的研究报告（2001），浙江大学史晋川团队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报告（2002）。
<a id="jz_1_307" href="#jzyy_1_307">(21)</a> 清华大学钱颖一的论文集（Qian, 2017）详细阐述了这一点。
<a id="jz_1_308" href="#jzyy_1_308">(22)</a> 哈佛大学罗德里克的著作（2018）阐述了贸易理论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
<a id="jz_1_309" href="#jzyy_1_309">(23)</a> 关于这一学说的基本框架，参见林毅夫的著作（2014），其中也包括了很多学者对这一理论的讨论以及林教授的回应。
<a id="jz_2_309" href="#jzyy_2_309">(24)</a> 参见伯克利加州大学科恩（Cohen）和德隆（DeLong）的著作（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