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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BARRA是西海岸量化金融界的泰山北斗。该公司成立于1974年，创始人是离经叛道的伯克利经济学教授巴尔·罗森堡（Barr Rosenberg），他是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从象牙塔应用到现实世界的先驱之一。
但这种交易有一个问题：没什么赚头。新旧债券之间价差十分微小，有时只有几个基点（1个基点等于0.01个百分点）。怎么解决？杠杆。把能借到的钱都借过来，投入交易中，然后你就等着数钱吧。
经过数轮面试，他拿到了BARRA的录用通知，也接受了这份工作。
梅利韦瑟花了2000万美元用于购买超级计算机系统和打造梦幻金融工程团队，这就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公司地址选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这是在产业层面上进行风险管理。
面试前，穆勒去了一趟洗手间，被里面的烟蒂吓了一大跳。穆勒有点洁癖，对健康极为重视，非常鄙视吸烟行为。那个烟蒂几乎毁了这次面试。穆勒打起了退堂鼓，他怎么能够忍受在有人吸烟的办公室里工作呢？最后，他还是勉强接受了面试，却得知BARRA禁止在办公室吸烟，他在洗手间看到的烟蒂是访客留下的。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使用的主要风险管理工具是由J.P.摩根的宽客团队所创造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华尔街各大银行都渴望能发明一种方法对自己每日面临的总体风险进行监测，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头寸的每日变动幅度可能非常大。要在全球市场上监测风险，然后将结果浓缩在一张可以令CEO安然入睡的表格里，就必须要求有一套成熟的雷达系统。
穆勒自信满满地踏入BARRA的办公室，脑子里闪现的满是在普林斯顿学到的理论数学火花。他对自己将要踏入的量化金融界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上过任何金融课程。他甚至以社会主义者自诩，揶揄自己在《华尔街日报》旧金山分部兼职的女朋友是资本主义走狗。但他对资金如何运转的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最重要的是，他也希望可以从这份工作中赚点钱。
弄清每日头寸情况虽然复杂，倒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已经足以胜任将银行的持仓信息迅速加总并算清的重任，而困难在于怎样确定全球风险。J.P.摩根的团队在马科维茨对不同股票之间相关性的分析中得到灵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算出了地球上几乎所有可交易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开发出的模型测量着J.P.摩根头寸的每日波动，然后将波动幅度转化为美元数字，得到一种基于布朗运动的平均波动幅度的统计分布。将其绘成图表，看起来就是钟形曲线。
一天，穆勒看到一则小广告：伯克利一家小金融工程工坊BARRA有限责任公司（BARRA Inc.）招聘一位Fortran程序员。Fortran是编写统计问题程序的常用语言，穆勒对此一窍不通（虽然他对自己能够迅速掌握它毫不怀疑），也从未听说过BARRA公司。但他仍然申请了这个职位，前往伯克利面试。
他们将这一模型称为在险价值（value-at-risk，VAR）。在险价值是一个数字，表示某公司在未来24小时内损失不超过若干美元的概率至少是95%。<a id="w19"></a><a href="#m19"><sup>[19]</sup></a>
很显然，这个工作没办法糊口，光是在朋友的朋友家借宿就要花费他每月200美元的房租。室友也令他难以忍受——总是在穆勒找节奏的时候在院子里乱打枪。
强大的在险价值雷达系统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如果风险是可量化的，就必然能通过成熟的持仓策略得到控制。这一信条以白纸黑字出现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993年10月的募资说明书中：“对冲能够降低本公司投资组合的波动性，从而保证在大规模运用杠杆的情况下，我们头寸的波动性与未对冲情形相仿，而预期回报要高得多。”
不久，他开始为一家体操馆弹电子琴，几位身着体操服、肌肉发达的女人随着他的音乐起舞，做着圈操和球操练习。他尽全力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找了一份为艺术体操队演奏背景音乐的差事。
你能让风险消失？别做梦了！这只是在用量化手段掩耳盗铃而已，如此一来你就能大量使用杠杆，而不会被人指认为没心没肺的赌徒了。
1985年，穆勒大学毕业。他驾车横穿美国，来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纽约的德国软件公司德利多富（Nixdorf）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迟报到日期——他并不是很愿意回到东海岸去，他太喜欢加利福尼亚州了。
其他人则没有这么笃定。1994年，一家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提供咨询的公司同时也在和爱德华·索普打交道。当时索普已重出江湖，在纽波特海滩新开了一家名叫脊线合伙公司（Ridgeline Partners）的对冲基金，主要从事股票的统计套利交易。那家咨询公司的一位员工向索普透露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情况，说这会是一笔伟大的投资。
在普林斯顿大学，穆勒的主修科目是理论数学。他被神秘的数论深深吸引，着迷于其中的复杂结构和普遍模式所蕴涵的美。除此之外，穆勒对音乐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他选修了几门音乐课程，还参加了一只爵士乐队，担任钢琴师，在各个学生活动和校园俱乐部中演出。
索普对斯科尔斯、默顿和梅利韦瑟并不陌生，但他还是犹豫不决。他认为学究总是欠缺点实际经验；索普还听说，梅利韦瑟是个穷奢极欲的家伙，于是，他否决了这项投资。
穆勒于1963年出生于费城，但在新泽西州的韦恩市（Wayne）长大，那里距离曼哈顿只有半小时车程。穆勒从小就富于数学天分，对一切游戏都感兴趣，拼字游戏、象棋、双陆棋，没有他不喜欢的。在韦恩谷高中（Wayne Valley High School）读书时，穆勒开始对计算机编程着迷，他将编程和对游戏的热情结合起来，设计了一个双陆棋程序，把他的数学老师杀得哇哇大叫，还一口咬定电脑作弊了。
一开始，索普似乎是大大地失策了。看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回报率：1994年28%，1995年43%，1996年41%，1997年17%。1997年年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自信满满地将30亿美元资本金退还给投资人，这意味着该基金交易利润的大部分将落进合伙人自己的腰包，这些合伙人大多将个人财富的很大一部分投入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就好比是把所有筹码一起推入底池，宣布“全压”。
就这样，小穆勒本能地把握了套利的概念。
梅利韦瑟和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宽客们大获成功，华尔街所有的债券交易部门，不管是高盛、雷曼兄弟还是贝尔斯登，都在竭尽全力模仿他们的策略。这后来成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溃败的祸根。
还在10岁时，彼得·穆勒和家人一起去欧洲旅游。周游了几个国家之后，他发现了一件怪事：不同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各不相同。他问做化学工程师的父亲，能否在伦敦买入德国马克，然后拿到德国去把它们换成美元，这样就有利可图了。
第一波冲击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来说就像是被蚊子叮了一口。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固定收益对冲交易部门被新东家旅行者集团（Travelers Group）关闭，原因是其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随着所罗门开始削减头寸（通常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头寸别无二致），梅利韦瑟的套利交易开始失灵。所罗门的减仓行为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持有相似头寸的公司的计算机模型纷纷发出警报，大量卖盘汹涌而出。
当然了，最后胜出的是“大本营”。1990年是对冲基金“黄金十年”的元年，格里芬的资金要塞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日后金融界最恐怖的赚钱机器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
1998年8月，华尔街各大公司逃离相对价值交易的行为已经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头寸造成了严重损害，但此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还没有意识到灾难就在眼前——他们对自己的模型深信不疑。事实上，根据模型，他们应该进行扩大相对价值交易规模。他们认为市场中的其他套利者，即法玛的食人鱼，会一拥而上哄抢免费的午餐。但在1998年夏末，食人鱼早已难觅踪影。
格里芬有了自己的基金，也有了自己的种子。他招募了一个交易小组，当他的手下们得知老板是个一脸学生样的小屁孩时都惊愕不已。万事俱备，只欠大名。格里芬和几位新员工写下自己为公司起的名字，然后大家一起投票。
8月17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遭遇致命一击。俄罗斯政府宣布对其债务违约。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来说，这是个灾难。俄罗斯政府的行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直接击中了金融市场的心脏，用华尔街的话讲，就是引发了投资者“逃向流动性”。
1989年，格里芬的事业之舟在芝加哥格伦伍德公司的办公室里扬帆起航，初始资金是100万美元。很快，格里芬便用自己开发的软件程序进行可转换债券交易，收获大笔利润。第一年的回报率就高达70%。迈耶对此印象深刻，他决定帮助格里芬建立自己的基金。他想着还有哪些基金的策略跟格里芬相似，这时，他的脑海里跳出了爱德华·索普的名字。
投资者唯恐会发生某种形式的金融崩溃，他们对任何自己感到有风险的东西都避而远之——新兴市场股票、货币、垃圾债券，只要感觉不对就赶紧卖掉，换成最安全、流动性最强的资产。而世界上最安全、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就是最新发行的指标美国国债。
如果你只是一个管理着几十万美元的小屁孩，那你是很难通过融券实现卖空股票的。所有主要的融券商他都去拜访过，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由于他的不同寻常，他获得了很高的信用等级。
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恰恰持有大量指标国债空头头寸，原因就是原先一直运转良好的相对价值交易。
亚当斯将格里芬引见给3I投资人之一的迈耶，安排他们在纽约见面。迈耶也对格里芬感到十分惊奇——这个小伙子对投资技术有着广泛的了解，而且擅长使用计算机，这在交易日渐机械化和电子化的时代前途无量。但令迈耶印象最深的还是格里芬对市场的理解力。他回忆说：
非指标和指标国债交易算是玩完了。投资者在不顾一切地买入指标国债，卖出非指标国债，这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策略正好相反。为了获得指标国债的上佳流动性，他们心甘情愿付出高价。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所搭建的量化模型中，这种市场根本不应该存在。
亚当斯是前陆军特种部队成员，上过越战前线，回到美国后进入金融界。他饶有兴趣地听着格里芬的讲述。格里芬既聪明又专注，问了一连串关于市场的问题。亚当斯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思考前后一致的答案——它们太有深度了。
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在《拯救华尔街》（<i>When Genius Failed</i>）中这样描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坠落：
在格里芬以经济学学士身份从哈佛大学毕业前夕，他遇到了3I的经理贾斯丁·亚当斯（Justin Adams）。他们两人在西棕榈滩的一间餐厅吃早餐时巧遇，一起探讨起了金融市场。格里芬一边嚼着热腾腾的煎蛋饼，一边大谈他如何与华尔街各位经纪人和交易员扯上关系，并打听到许多交易界的秘闻。
在衍生品一片繁荣的表象下，信用市场并没有多少流动性。当所有人都在夺命狂奔时，流动性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这恰恰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型不曾预料到的。随着损失越来越大，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杠杆投资者被迫开始斩仓，以免遭受灭顶之灾。如果此时无法在市场上找到买家，价格就会滑向钟形曲线之外的极端位置。
格里芬说：“很多人都不厌其烦地教导我。”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持有的一切仓位，不管是股票、货币还是债券，都在向反逻辑的方向运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原本依靠复杂的对冲策略、多元化的衍生品头寸以及在险价值这样的风险管理工具来尽可能提高杠杆，通过对仓位的精心对冲，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可以将资本（即所有者权益）水平压得很低，这样解放出来的资金可以投资于别处。正如迈伦·斯科尔斯在灾难袭来之前所说：
但也有人对这位年轻的哈佛新秀十分好奇，向他透露一些当时的热门交易——套利交易的东西：为什么对冲基金要做这种交易，为什么银行自己也要参与其中。格里芬开始往纽约跑，向交易员偷拳，充实自己的知识。他对融券交易特别感兴趣，这让他知道了基金和银行将股票融给谁、为什么要融。
我喜欢将所有者权益看做万能风险缓冲垫。我拥有的所有者权益越多，风险就越少，因为我不怕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如果我能进行系统性对冲，这种方法目标更为明确，事情就变得很有趣了，我将因此面临权衡：对冲的代价固然不小，但维持所有者权益也差不多。
格里芬开始了交易，给自己知道的所有华尔街人士打电话。他得到的典型回应是：“你在宿舍房间里操作20万美元？别再打来了。”接着便是挂掉电话的“咔嚓”声。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资本缓冲垫很薄，其资产以很快的速度缩水。8月底，该基金已经损失19亿美元，相当于资本金的44%。资本金告罄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杠杆率达到了惊人的100∶1以上。无奈之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只能向巴菲特和索罗斯等手握重金的投资者求助。巴菲特愿意收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但由于技术原因，交易在最后一分钟告吹。而索罗斯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避而远之，他向来以直觉交易著称，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量化风格简直是两个极端。按照索罗斯的说法：
格里芬居然成功了，他以自己的技术赢得了奥康纳的首肯。这位可转换债券专家同意拉格里芬一把，尽管当时美林的机构账户平均规模达1亿美元。
日益增长的风险测量和风险建模技能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不确定性视而不见。如果考虑了不确定性，他们根本不可能动用如此之高的杠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杠杆率实在是太高了！他们没能意识到模型是有缺陷的，忽视了钟形曲线的肥尾。
但格里芬的路还长着呢。他的策略需要同时交易多种证券，这就需要一个机构交易账户，即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这样的专业交易者使用的账户。1989年，19岁的格里芬找到了美林公司驻波士顿的可转换债券专家特伦斯·奥康纳（Terrence O'Connor），向他推销自己看起来有些疯狂的计划：让我，肯·格里芬，19岁的、乳臭味干的大学生在你们最成熟的交易平台上一展身手，给我提供交易任何地球上存在的投资工具的便利。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14家美国和欧洲银行在美联储的组织下联合出手，投入重金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许多合伙人将毕生的积蓄都投入了基金，个人财富遭到重创。
格里芬在黑色星期一毫发无伤——其实还稍微赚了点，这着实揭示了一些东西。华尔街的职业投资家无不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却让这位身处哈佛宿舍、使用卫星、计算机和复杂投资策略的毛头小孩崭露了头角。格里芬首次领教了小概率事件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