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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魏因斯坦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上流社会中长大，从小就在金钱堆儿里打滚。格里芬、穆勒和阿斯内斯小时候对华尔街的刺耳喧嚣都没有什么概念，而魏因斯坦却可以说是在交易室泡大的。在15岁时，他在美林公司找了一份兼职。美林是业内巨头，拥有一支威震江湖的经纪人队伍。在无活儿可干的时候，魏因斯坦喜欢浏览办公室里的研究报告，从中寻找投资线索。
穆勒盯着那个像走进自己家一样闯进他办公室的自作聪明的摩根士丹利销售人员，双眼快要冒出火来了。穆勒刚刚加入摩根士丹利，开始着手组建一支量化投资团队。这就是他受到的欢迎仪式？
同时，他还有一位姐姐在高盛工作。魏因斯坦常在下班后去姐姐那里闲逛，在高盛大厅里走来走去，幻想自己的光荣未来。有一天，在洗手间里，他巧遇了高盛的固定收益交易员大卫·德卢西亚（David DeLucia），他们俩在国家象棋俱乐部里就相互认识。德卢西亚带着魏因斯坦参观了高盛的交易室，结果天真的魏因斯坦把参观变成了面试，成功谋到一份高收益债券交易部的兼职。这一年他19岁。
“我是彼得·穆勒，见到你真高兴！”
1991年，魏因斯坦进入密歇根大学。他选择了哲学作为主修方向，因为他十分喜欢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大卫·休谟的怀疑论；他还对21点产生了兴趣。1993年，他读到了爱德华·索普的《战胜庄家》，对通过算牌获得预测未来的统计技巧如痴如醉。这令他想起了马克·吐温的小说《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i>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i>）。在小说中，主角汉克·摩根（Hank Morgan）穿越回了古代，由于记得所有日食发生的时间，所以他成功地预测了日食的发生，从而救了自己一命。
“你算是谁啊，为什么你可以搞到办公室？”
但魏因斯坦的真正兴趣还是做交易。他明白，一旦离开校园，第一站肯定是华尔街。1995年，魏因斯坦大学毕业，进入了美林公司全球债券交易部——他第一次认识华尔街的地方。一年后，在德卢西亚（此时他已经离开高盛）的召唤下，他跳槽到规模较小的帝杰公司（Donaldson Lufkin＆Jenrette）。魏因斯坦觉得为小公司工作比较好，因为这样更有机会打造自己的交易团队。在帝杰，魏因斯坦通过买卖浮动利率票据（利率不断变化的可交易债券）掌握了信用交易的具体细节。
然后，他辞职了。
对魏因斯坦这样既富于积极进取精神又具备赌博天赋的交易员来说，当时可谓是在华尔街扬名立万的黄金时代。当时，奇异信用衍生品<a id="w16"></a><a href="#m16"><sup>[16]</sup></a>即将异军突起。股票、利率和商品衍生品很久以前便已出现，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工程师才开发出交易与信用相挂钩的衍生品方式。
公司高层否决了这一提案，声称在刚刚完成IPO的当口不适合做高风险买卖。BARRA的CEO安德鲁·拉德（Andrew Rudd）建议穆勒还是专心开发预测股票回报的新模型，然后将它们卖给客户为好。这可不是穆勒所想要的，但他还是同意了。很快，他便设计出了BARRA最受欢迎的系统——阿尔法制造者（Alphabuilder System）。这是一个基于个人电脑的软件程序，可以分析股票投资组合的预期回报。
信用衍生品后来成为华尔街最具革命意义的变化。传统的信用交易方式只需担心借方能否按时还贷以及利率会怎样变动，但是，在新型的信用衍生品领域，从未经过传统方式训练的后生们把对衍生品一窍不通的昔日巨头玩得团团转。与此同时，各大银行也日渐鼓励交易员为了攫取丰厚回报而无所不用其极。对冲基金的黄金时代就要来临了，而这一领域已不再属于像索罗斯这样的老顽童和索普这样的数学极客。银行将与对冲基金展开利润争夺战，而最终自己也转型成了笨重的巨型对冲基金。
这一年，BARRA上市了。对穆勒而言，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IPO）之后就变了，变得不思进取、缺乏激情，创造力也大不如前。员工中的佼佼者要么离开公司另谋高就，要么开始干私活。穆勒萌生了一个想法，可以为BARRA注入新的活力：使用BARRA为客户开发的量化模型管理资金。换句话说，就是设立一个BARRA内部的对冲基金。运行这个基金的人他也找好了：就是他在橡树俱乐部的牌友，都是BARRA自己人。
1998年，魏因斯坦得知德意志银行需要招募一个人。许多以前在美林与魏因斯坦共过事的交易员和研究员现在都去了德意志银行，而德意志银行也正在努力将自己从沉闷的传统商业银行转型为衍生品新贵。它正在计划收购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拥有大量擅长设计复杂证券的宽客的纽约投资银行。魏因斯坦进入德意志银行不久，收购宣告成功，德意志银行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资产规模超过8000亿美元。
1991年，穆勒的收入已经涨到每年10万美元，他和女朋友一起住在伯克利山区一栋漂亮的房子里，工作既顺心，又有闲暇打理自己的爵士乐队，还能抽空玩玩牌、冲冲浪，但他想要的更多。
魏因斯坦对这个职位相当中意：小部门，几乎没有内部竞争对手，且公司正在自己必能大展拳脚的领域突飞猛进。在德意志银行，魏因斯坦很快开始学习如何交易一种相对较新的衍生品：信用联系票据，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信用违约互换（CDS）。
穆勒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包括如何最有效的利用大奖章的闲置现金）非常巧妙，西蒙斯意欲将他招致麾下。穆勒有些踌躇，最后还是拒绝了西蒙斯的好意。当时他自诩学术界人士，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献都说明长期击败市场是不可能的事，穆勒对此深信不疑。不过，不久以后他就改变了主意。
CDS是一种“衍生品”，因为其价值与基础证券——贷款相挂钩。美国信孚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明了这种衍生品，但直到经过J.P.摩根这位数学天才的改造之后，信用衍生品才真正流行起来。在魏因斯坦加盟德意志银行时，这种票据（或称互换）每天的交易还十分清淡，与10年后动辄几万亿美元的交易量不啻天壤云泥之别。
1989年，穆勒被分配去为BARRA的一个新客户做事，这个客户便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吉姆·西蒙斯正在寻找行家帮他解决大奖章基金所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
魏因斯坦在德西蕾·费斯勒（Desiree Fixler）的指导下学习信用联系票据是如何运作的。费斯勒1996年从美林跳槽到德意志银行，负责结构化信用产品的营销工作。
穆勒很快嗜赌成瘾，他每周要在橡树俱乐部玩上10~15个小时的牌。有时他还参加马拉松牌局，以此检验自己的耐久力。有一回，他从周五晚上6点一直玩到周日上午10点，结果在驾车回程途中因过于疲倦在等红灯的时候便沉沉睡去。
在自由大道130号的德意志银行总部（就在世贸中心边上），费斯勒向魏因斯坦解释道：“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债券的火灾保险。你要买这种保险，就必须付保险费，如果债务人违约了，你就可以获得赔付。保险的买卖双方在交换彼此对债券违约风险的感知。”
他还发展出一项新的爱好：扑克，开始频频出入距BARRA办公室20分钟车程的爱莫利维尔橡树扑克俱乐部（Oaks Card Room）。他贪婪地研读了大量扑克攻略，很快便在橡树俱乐部的高赌注牌桌上所向披靡。
魏因斯坦点了点头。费斯勒能够感觉到他学得很快，也很努力。因为他老是显得很紧张、很不自然，也有点神经质。
穆勒很快便掌握了Fortran语言，开始为公司修正代码。但他更渴望学点BARRA的实际工作：金融建模。他放弃了自己的音乐爱好，一头扑进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经典中——研究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费希尔·布莱克、罗伯特·默顿等的理论。
费斯勒解释说，交易员愿意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债券在一段时间（通常是5年）的保险付多少保费通常就是CDS的价格。比如，为100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债券上一个5年期保险需要花费100万美元，这表明通用汽车有10%的可能性在这段时间内违约。CDS条款一般由交易双方协商决定，如同在伦敦裁缝店里量体裁衣。
在BARRA的日子真是舒坦。这里气氛随意，没有人过问衣着打扮。公司里唯一西装革履的家伙是市场总监。员工们可以在午餐时一边吃饭，一边切磋切磋学术，侃侃大山。穆勒交了个女朋友，还在一个爵士乐队兼职。每到月圆之夜都有一帮员工开展午夜狂奔活动，完事之后去酒吧喝一杯，不过穆勒更喜欢去冰激凌店。
“我明白了。”魏因斯坦说。
BARRA宽松的氛围令穆勒如沐春风，继新泽西的慵懒郊区和普林斯顿的静谧走廊之后，穆勒又一次找到了世外桃源。在这里，他得到了升华。现在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60后怀旧风劲吹的时代。没有比伯克利更潮的地方了，左手是冲浪胜地半月湾（Half Moon Bay），右手是海特—阿什伯里嬉皮士天堂。当然了，为金融研究机构卖命并不符合嬉皮士的作风，但穆勒对此并不在意。他受够了口袋紧巴巴、为了几个小钱弹琴的日子。他在BARRA每年能赚33000美元，这真是太棒了，未来肯定还会步步上升。最重要的是，他下定决心，不管他能赚多少钱，守财奴反正是再也不当了。罗森堡是他的榜样：既赚得了大把的金钱，又保持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现在，如果通用汽车真的违约了，保险的卖方就要支付1000万美元或通用破产后残留价值的一定比例。”费斯勒说。
这次事件说明，虽然罗森堡可以迅速将数学和模型转变为真实世界的事件，但即便是道行最深的老手，也免不了遭到数据的糊弄。即使有着最尖端的数学作为工具，罗森堡和他所创造的量化方法中仍然隐藏着邪恶的巫师。对于隐藏因素的不懈追求可能演变为跳大神，与占卜算命合为一流。
魏因斯坦用惊人的记忆力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些知识，很快就理解了CDS并不是买入某种债券然后持有至到期日，而是一场违约风险感知的游戏。交易双方并不需要坐等公司破产，只要觉得通用汽车前景不妙，先前花100万美元买入CDS的买家就可以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将CDS转手卖掉。
“这回看起来好多了，”罗森堡说，“这个因素一定是石油因素……而这里是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措施。”
理论上，同一种债券可以创设成百上千份CDS合约。在现实中，互换合约一般基于成千上万种债券及其他种类贷款所组成的一揽子债务创设，且可以被无限次地转手。在魏因斯坦踏入这一领域后的10年内，CDS已经形成了60万亿美元的市场。
问题是，穆勒在处理数据的时候犯了个数学错误，这些数据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他重做了分析工作，羞愧万分地把新结果拿给罗森堡过目。
此外，CDS的交易通常在所谓“场外市场”中进行，必须由交易双方逐笔签订，没有中央清算所追踪每笔交易。结果，CDS交易在华尔街的影子世界中潜滋暗长，不受任何监管，也毫无透明度可言，而这正是金融业所要的效果。
“这个因素一定是油价，”他说，“看看这两次能源危机之间形成的钉子<a id="w6"></a><a href="#m6"><sup>[6]</sup></a>……至于这个因素嘛，肯定和利率有关。”
魏因斯坦入职后不久，他的上司便跳槽了。突然间，他成了德意志银行在纽约市场上唯一的CDS交易员。CDS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买卖，市场死气沉沉，甚至没有多少交易员知道这种奇异互换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用处，更想不到它可以成为宽客赖以征服华尔街的最强大武器。宽客正在茁壮成长，在金融世界的食物链中一步一步爬上顶端。
穆勒在BARRA参与的第一批项目中，有一项是关于BARRA的主营业务——分析股票回报的各个组成部分。罗森堡在离开BARRA之前看了一眼穆勒的工作，露了一手他在识别市场背后的经济力量方面的深厚功力。
哪里会有问题？
当穆勒进入BARRA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基金经理正在使用BARRA最新的量化策略管理资金。罗森堡本人于1985年带着一小群同事离开了BARRA，前往奥林达组建了自己的资金管理公司——罗森堡法人股票管理公司（Rosenberg Institutional Equity Management），这件事就发生在穆勒加盟后不久。不出几年，新公司的资产管理额便达到了数十亿美元，投资遍布世界各地。（最近，罗森堡已不再满世界追求财富了，他回到伯克利，在宁玛佛学院［Nyingma Institute］教授佛学。）
问题不久就来了，一枚8个字的超级炸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不出几年，BARRA就培养出一大群拥趸。令罗森堡大获成功的是BARRA的基本面风险管理服务（Fundamental Risk Management Service），这是一个电脑程序，能够基于收益、行业状况、市值大小和交易活动等因素预测股价的行为。
1994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明星债券交易员约翰·梅利韦瑟（John Meriwether）创建了一家巨型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管理团队可谓星光灿烂，既有从所罗门跳槽过来的优秀宽客，也有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2月24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正式开张，起始资本达到10亿美元。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罗森堡在他的伯克利基地夜以继日地工作，开发了跟踪数千只股票各种因素的量化模型，并把它们编成了电脑程序。后来，罗森堡开始将他的模型出售给量化策略日益重要的资金管理公司（尽管很少有买家能够像纽波特海滩的索普那样技艺高超）。1974年，他成立了一家公司，起名为巴尔-罗森堡合伙公司，后来改名为BARRA。
从根本上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可谓是一次思想实验，几名宽客（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在现实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验。基金的结构建立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即哈里·马科维茨在1952所作出的理论突破的基础之上，而其源头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罗伯特·布朗。
一种理解股票价格运动原理的方法是，将促使其上蹿下跳的因素进行分解——比如，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和肯尼斯·弗伦奇（Kenneth French）就分离出两个因素：股价和以市值衡量的公司规模。但是，罗森堡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常规因素。通用汽车的股价由经济和市场中的多重因素共同决定，这些因素包括汽车产业、大市值股票、美国股市、油价、消费者信心、利率，等等。苹果电脑的股价也包含多个因素，比如大市值股票、技术、消费者因素等。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专长是相对价值交易，搜寻价格行为反常的证券。它们的盈利模式是对偏离正常关系的“证券对”下注，当这些证券对的关系，也就是真谛，恢复正常时，它们就赚钱了。
罗森堡又瘦又高，顶着一头大波浪，是个资深佛教徒。他向来反对古板的分类。20世纪60年代，他研究的课题是：不同样本的病人对于同一种药品会呈现出什么不同反应。与此同时，作为业余爱好，他已经开始收集股市数据，并很快就对此着了迷。他发现，正如病人对药物反应各异一样，股票也经常显示出奇怪的、似乎难以解释的价格行为。罗森堡认为：肯定有某种逻辑在混乱的表象下起作用。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最擅长的买卖之一是买入老的“非指标”债券，同时卖空新的“指标”债券。<a id="w17"></a><a href="#m17"><sup>[17]</sup></a>这类交易首先由梅利韦瑟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发明。梅利韦瑟注意到，对于任何久期<a id="w18"></a><a href="#m18"><sup>[18]</sup></a>相同的债券，不论是10年、30年还是5年，新发债券的价格水平总是比临近到期的要高。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之所以新债券价格更高，是因为某些投资者，不管是对冲基金、银行，还是外国政府，他们都认为新债券更容易脱手，因此给以一定的溢价。新债流动性更好，这就是它们比旧债券更贵的原因。好吧，梅利韦瑟心想，就把流动性风险和溢价全都给我吧，我赌新旧债券价格终会趋于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