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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堡又瘦又高，顶着一头大波浪，是个资深佛教徒。他向来反对古板的分类。20世纪60年代，他研究的课题是：不同样本的病人对于同一种药品会呈现出什么不同反应。与此同时，作为业余爱好，他已经开始收集股市数据，并很快就对此着了迷。他发现，正如病人对药物反应各异一样，股票也经常显示出奇怪的、似乎难以解释的价格行为。罗森堡认为：肯定有某种逻辑在混乱的表象下起作用。
一种理解股票价格运动原理的方法是，将促使其上蹿下跳的因素进行分解——比如，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和肯尼斯·弗伦奇（Kenneth French）就分离出两个因素：股价和以市值衡量的公司规模。但是，罗森堡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常规因素。通用汽车的股价由经济和市场中的多重因素共同决定，这些因素包括汽车产业、大市值股票、美国股市、油价、消费者信心、利率，等等。苹果电脑的股价也包含多个因素，比如大市值股票、技术、消费者因素等。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罗森堡在他的伯克利基地夜以继日地工作，开发了跟踪数千只股票各种因素的量化模型，并把它们编成了电脑程序。后来，罗森堡开始将他的模型出售给量化策略日益重要的资金管理公司（尽管很少有买家能够像纽波特海滩的索普那样技艺高超）。1974年，他成立了一家公司，起名为巴尔-罗森堡合伙公司，后来改名为BARRA。
不出几年，BARRA就培养出一大群拥趸。令罗森堡大获成功的是BARRA的基本面风险管理服务（Fundamental Risk Management Service），这是一个电脑程序，能够基于收益、行业状况、市值大小和交易活动等因素预测股价的行为。
当穆勒进入BARRA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基金经理正在使用BARRA最新的量化策略管理资金。罗森堡本人于1985年带着一小群同事离开了BARRA，前往奥林达组建了自己的资金管理公司——罗森堡法人股票管理公司（Rosenberg Institutional Equity Management），这件事就发生在穆勒加盟后不久。不出几年，新公司的资产管理额便达到了数十亿美元，投资遍布世界各地。（最近，罗森堡已不再满世界追求财富了，他回到伯克利，在宁玛佛学院［Nyingma Institute］教授佛学。）
穆勒在BARRA参与的第一批项目中，有一项是关于BARRA的主营业务——分析股票回报的各个组成部分。罗森堡在离开BARRA之前看了一眼穆勒的工作，露了一手他在识别市场背后的经济力量方面的深厚功力。
“这个因素一定是油价，”他说，“看看这两次能源危机之间形成的钉子<a id="w6"></a><a href="#m6"><sup>[6]</sup></a>……至于这个因素嘛，肯定和利率有关。”
问题是，穆勒在处理数据的时候犯了个数学错误，这些数据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他重做了分析工作，羞愧万分地把新结果拿给罗森堡过目。
“这回看起来好多了，”罗森堡说，“这个因素一定是石油因素……而这里是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措施。”
这次事件说明，虽然罗森堡可以迅速将数学和模型转变为真实世界的事件，但即便是道行最深的老手，也免不了遭到数据的糊弄。即使有着最尖端的数学作为工具，罗森堡和他所创造的量化方法中仍然隐藏着邪恶的巫师。对于隐藏因素的不懈追求可能演变为跳大神，与占卜算命合为一流。
BARRA宽松的氛围令穆勒如沐春风，继新泽西的慵懒郊区和普林斯顿的静谧走廊之后，穆勒又一次找到了世外桃源。在这里，他得到了升华。现在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60后怀旧风劲吹的时代。没有比伯克利更潮的地方了，左手是冲浪胜地半月湾（Half Moon Bay），右手是海特—阿什伯里嬉皮士天堂。当然了，为金融研究机构卖命并不符合嬉皮士的作风，但穆勒对此并不在意。他受够了口袋紧巴巴、为了几个小钱弹琴的日子。他在BARRA每年能赚33000美元，这真是太棒了，未来肯定还会步步上升。最重要的是，他下定决心，不管他能赚多少钱，守财奴反正是再也不当了。罗森堡是他的榜样：既赚得了大把的金钱，又保持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在BARRA的日子真是舒坦。这里气氛随意，没有人过问衣着打扮。公司里唯一西装革履的家伙是市场总监。员工们可以在午餐时一边吃饭，一边切磋切磋学术，侃侃大山。穆勒交了个女朋友，还在一个爵士乐队兼职。每到月圆之夜都有一帮员工开展午夜狂奔活动，完事之后去酒吧喝一杯，不过穆勒更喜欢去冰激凌店。
穆勒很快便掌握了Fortran语言，开始为公司修正代码。但他更渴望学点BARRA的实际工作：金融建模。他放弃了自己的音乐爱好，一头扑进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经典中——研究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费希尔·布莱克、罗伯特·默顿等的理论。
他还发展出一项新的爱好：扑克，开始频频出入距BARRA办公室20分钟车程的爱莫利维尔橡树扑克俱乐部（Oaks Card Room）。他贪婪地研读了大量扑克攻略，很快便在橡树俱乐部的高赌注牌桌上所向披靡。
穆勒很快嗜赌成瘾，他每周要在橡树俱乐部玩上10~15个小时的牌。有时他还参加马拉松牌局，以此检验自己的耐久力。有一回，他从周五晚上6点一直玩到周日上午10点，结果在驾车回程途中因过于疲倦在等红灯的时候便沉沉睡去。
1989年，穆勒被分配去为BARRA的一个新客户做事，这个客户便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吉姆·西蒙斯正在寻找行家帮他解决大奖章基金所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
穆勒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包括如何最有效的利用大奖章的闲置现金）非常巧妙，西蒙斯意欲将他招致麾下。穆勒有些踌躇，最后还是拒绝了西蒙斯的好意。当时他自诩学术界人士，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献都说明长期击败市场是不可能的事，穆勒对此深信不疑。不过，不久以后他就改变了主意。
1991年，穆勒的收入已经涨到每年10万美元，他和女朋友一起住在伯克利山区一栋漂亮的房子里，工作既顺心，又有闲暇打理自己的爵士乐队，还能抽空玩玩牌、冲冲浪，但他想要的更多。
这一年，BARRA上市了。对穆勒而言，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IPO）之后就变了，变得不思进取、缺乏激情，创造力也大不如前。员工中的佼佼者要么离开公司另谋高就，要么开始干私活。穆勒萌生了一个想法，可以为BARRA注入新的活力：使用BARRA为客户开发的量化模型管理资金。换句话说，就是设立一个BARRA内部的对冲基金。运行这个基金的人他也找好了：就是他在橡树俱乐部的牌友，都是BARRA自己人。
公司高层否决了这一提案，声称在刚刚完成IPO的当口不适合做高风险买卖。BARRA的CEO安德鲁·拉德（Andrew Rudd）建议穆勒还是专心开发预测股票回报的新模型，然后将它们卖给客户为好。这可不是穆勒所想要的，但他还是同意了。很快，他便设计出了BARRA最受欢迎的系统——阿尔法制造者（Alphabuilder System）。这是一个基于个人电脑的软件程序，可以分析股票投资组合的预期回报。
然后，他辞职了。
“你算是谁啊，为什么你可以搞到办公室？”
“我是彼得·穆勒，见到你真高兴！”
穆勒盯着那个像走进自己家一样闯进他办公室的自作聪明的摩根士丹利销售人员，双眼快要冒出火来了。穆勒刚刚加入摩根士丹利，开始着手组建一支量化投资团队。这就是他受到的欢迎仪式？
从他到达摩根士丹利的第一天起，情况就是这样了。在接受这个职位、收入暴涨之后，穆勒向BARRA递交了辞呈，然后休息和放松了6个星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夏威夷最西端郁郁葱葱的考艾岛（Kauai）上度过。从宁静的绿色家园一下子进入曼哈顿中城摩根士丹利嘈杂混乱的交易室令穆勒极不适应。摩根士丹利答应穆勒可以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和数据源，而且这些在他入职之前准备完毕，但当他第一天到达这里时发现什么都没有安排好。
在许诺的办公室到位之前，穆勒只能在摩根士丹利那几乎足球场大的交易室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对付一下，他给在BARRA的前同事汤姆·库珀（Tom Cooper）打了个电话。库珀在波士顿一家对冲基金工作。
“你怎么可以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库珀问道。
突然，邻座的女人一把将听筒从穆勒手中抢了过去：“我需要这部电话！”
穆勒一时错愕。只见她正拿着电话对着芝加哥和东京的市场咆哮。在需要用电话赚钱时，礼貌都可以放到一边，穆勒算是学到了这一课。BARRA及其精致的量化模型好像突然被抛到了火星。
一位朋友送给穆勒一束花，祝贺他开始新的职业生涯。这束花被送到了他交易室的那张桌子那里。这下可好，他周围一脸沧桑的交易员们炸开了锅，一拥而上围观起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宽客小子和他的鲜花来。“这是什么鬼地方？”穆勒想着。这里能把人给逼疯了，所有人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这里，汗流浃背地咆哮着，还穿着西装！
这里不是加利福尼亚，当然也不是伯克利。这里是该死的纽约，这里是该死的摩根士丹利——世界上最大、最凶狠的投资银行之一，而穆勒身处的地方正是邪恶的中心。
身体健硕的教授大踏步登上讲台，台下，学生已坐得满满当当，他们明亮的眼睛里充满着求知的渴望，急切地想弄明白股市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任课教授——尤金·法玛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现在是1989年9月，他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全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学领域最优秀的思想者之一。法玛挠了挠自己越来越稀少的头发，瞥了一眼面前这群20出头的年轻人。
新学生对法玛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他的前额——又宽大又饱满，还有一堆深深的皱纹。每当他操着波士顿口音将市场智慧娓娓道来的时候，这些皱纹就开始上下起伏，就好像他脑袋中的思想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想从他的大脑里喷薄而出似的。他穿着宽松的蓝色棉布衬衫和棕褐色休闲裤，看起来好像是哲学系逃出来的难民，而不是才思敏捷的金融界学术大腕。
他的开场白就令在座的学生大吃一惊。
“我接下来所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法玛用他的波士顿后生口音冷冰冰地说道。
他踱向黑板，写下6个字：有效市场假说。
法玛说：“市场是有效的。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在任意给定的时刻，股票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关于它们的已知信息。如果有大量的人正在喝可口可乐，那么这条信息一经公布，可口可乐的股票就会上涨。”
学生们照单全收，草草地把这些话全部记在笔记本上。
有效市场假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最著名也是生命力最强的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理论，也是法玛的孩子。这是一个极具影响力并被广泛接受的假说。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一个假说，倒不如说是上帝指派法玛作为经济学先知下凡到风城所传达的神谕。
“关于市场有效性有许多重要结论，”法玛面向听众说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统计上讲，预知市场的下一步走向是不可能的。这其实就是随机游走理论所说的东西——市场的未来动向就像是掷硬币。不是向上走就是向下走，可能性一半对一半，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一位坐在前排的学生怯生生地举起了手。
“那么，那些从股市中获利的家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能获利总得有理由吧。这不可能纯粹是运气呀。”
“证据显示，试图选出上涨的股票是完全徒劳的，”法玛平静地说，“赚钱也一样。华尔街上的销售人员总是试图说服人们可以通过股票赚钱，这样他们才能拉到业务。但历史上还没有哪项研究表明积极的资金管理能够持续击败市场。数据所显示的事实就是如此。资金管理者有时业绩的确出色，但这通常纯粹是在走狗屎运。”
“那为什么人们还给这些资金管理者这么丰厚的报酬？”
“也许是希望，也许是愚蠢。这很难说。”
“那巴菲特又是怎么回事？”
法玛叹了口气。又是巴菲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生们开始不断提及这个来自奥马哈的投资者。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连续20年击败了标准普尔500指数。
“确实存在某些无法解释的另类例子。在任何科学中都有看起来可以颠覆所有规则的反常现象。巴菲特，以及彼得·林奇执掌的富达公司麦哲伦基金，连年都能保持稳定的回报。但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达到这样的成就。这些异类可能确实存在，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谁知道呢，”法玛笑着耸耸肩，“说不定明年他们就亏钱了。”
数学早已证明，少数交易者脱颖而出是免不了会出现的事情，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技艺高超。给10000人每人一个25美分硬币，让他们一起掷。每一轮，掷到正面的都被淘汰。10轮之后，大概还有100人能够留下。20轮之后，可能还有三四个人可以继续留下。如果在华尔街，他们就会被奉为掷硬币专家，拥有掷币领域的高阿尔法。在法玛看来，巴菲特出现的概率和幸运的掷硬币专家没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