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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根据法玛和弗伦奇的理论，从长期看，推动股价涨跌的因素并不是波动率（即贝塔），而是价值和规模。在阿斯内斯等学生眼中，这一结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只要紧紧盯着这两个因素，就可以坐地分金了。买入便宜的蘑菇味比萨（小规模股票），卖空规模巨大的意大利香肠味比萨，就这么简单。
这一结论之于宁静的宽客界，就好比是维腾堡教堂大门上的95条论纲之于基督教，<a id="w12"></a><a href="#m12"><sup>[12]</sup></a>彻底颠覆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和信仰。他们所了解的真谛——神圣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被扒去了华丽的外衣。如果法玛和弗伦奇是正确的，那么价值和规模就是新的真谛。这两个东西就是一切。
旧真谛的捍卫者展开了反击。宽客祖师爷费希尔·布莱克（当时已是高盛的合伙人）是反击总司令。他写道：“法玛和弗伦奇……错误地理解了他们自己的数据。”夏普指出，法玛和弗伦奇的观察期恰好对价值因素有利，因为市场在从20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和滞涨的泥淖中涅槃重生的10年中，价值股表现极为抢眼。
但是，无论如何，法玛和弗伦奇的新真谛开始占据主流。
抛开纸面上的理论纷争，金融界还经历了另一场大冲击：通过否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玛和弗伦奇打开了闸门，金融极客<a id="w13"></a><a href="#m13"><sup>[13]</sup></a>蜂拥而入，在新的河滩寻找闪闪发光的金块。阿斯内斯就是急先锋。
最终，法玛和弗伦奇的新发现所带来的弊端超过了益处。越来越多的宽客沿着法玛和弗伦奇等人的道路越走越远，最后的结果远远超出了两位教授的想象——史上最快速、最凶猛的大崩盘。
但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1990年的一天，阿斯内斯走进法玛的办公室，和他商讨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阿斯内斯十分紧张，心里怀着深深的负罪感。法玛给了他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生梦寐以求的荣耀：做自己的助教。法玛的合作者弗伦奇对阿斯内斯也是赞不绝口。两人公开宣称阿斯内斯是自己在芝加哥带过的最聪明的学生。阿斯内斯觉得他在欺骗自己心中的英雄。
阿斯内斯自己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与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相悖。通过对几十年数据的挖掘，阿斯内斯相信自己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反常趋势：处于跌势中的股票总是比理论跌幅（基于利润等基本面因素计算得出的）跌得深，而处于涨势中的股票也会比理论上的涨幅涨得多。
阿斯内斯的研究基于两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金融学教授的成果。纳拉辛汉·杰加迪西（Narasimhan Jegadeesh）和谢里登·梯特曼（Sheridan Titman）发现，在某个时段跌得最深或长得最凶的股票往往会沿着原来的方向继续运动。不出意料，他们也借用了一个物理学名词来形容这一现象：动量（momentum）。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动量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它隐含着识别未来上涨或下跌股票的方法。
阿斯内斯明白，动量对法玛的理论构成了直接挑战，他跃跃欲试。阿斯内斯清清嗓子，怯生生地说道：“我的论文是赞同动量说的。”
法玛托着腮帮子点了点头。过了几秒钟，他抬起头看着阿斯内斯，前额的皱纹逐渐挤到了一块儿。
“如果数据确实如此，”他说，“那就写吧。”
阿斯内斯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法玛对数据结论的开放态度真是知识分子赤子之心的表率。
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浩瀚的数据海洋中遨游，发掘出许多长期和短期的股价动量模式。一开始，阿斯内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现有多么深远的意义——这些隐藏的市场模式可以为他带来无尽的荣华富贵，他只是为了能够完成论文、获得学位而欢欣鼓舞。至于金钱，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1992年，阿斯内斯开始写作博士论文。同时，他被声名显赫的高盛公司固定收益部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GSAM）录用。那时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尚小，但成长迅速，到处招募年轻的学术才俊，不久便成长为华尔街最可怕的精英团队。
阿斯内斯在高盛的第一份工作是搭建固定收益模型并交易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晚上和周末他还要忙着写论文。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面临的选择：是待在学术界，还是去华尔街发财？
他的决定主要还是在为自己着想。1992年1月，他接到了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电话。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位于西海岸，主要经营债券业务，总裁比尔·格罗斯以前也是个21点算牌高手（在大学时代，他就把《战胜庄家》和《战胜市场》看得滚瓜烂熟了）。格罗斯擅长日内交易，能够将赌博中的敏锐感觉运用到投资决策中。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被阿斯内斯发表的处女成果《OAS模型、期望回报和陡峭收益率曲线》（<i>OAS Models</i>,<i>Expected Returns</i>,<i>and a Steep Yield Curve</i>）所吸引，希望将他招致麾下。整个1992年，阿斯内斯通过电话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谈了好几次。1993年，太平洋决定录用他，负责搭建量化模型和工具。阿斯内斯觉得这个工作很理想，可以将学术研究和实战操作紧密结合起来。
高盛得知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想挖走阿斯内斯，马上决定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给他安排相似的职位。于是阿斯内斯选择留在高盛，这样一来就不必远离罗斯林高地的家了。
“看来你是个奶嘴男，为了离家近些不惜放弃更好的工作。”太平洋公司的猎头使出了激将法。
阿斯内斯一笑了之，他知道高盛才是他的舞台。1994年，在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克里夫·阿斯内斯博士创建了高盛量化研究部（Quantitative Research Group）。这一年他28岁。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博阿兹·魏因斯坦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的马、兵、王和后。他感到十分紧张，局势对他十分不利。棋盘的另一端坐着面无表情的国际象棋神童乔舒亚·维茨金（Joshua Waizzkin），他就是1993年的电影《天生小棋王》（<i>Searching for Bobby Fischer</i>）的原型。
魏因斯坦最后还是没能挽回败局，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国际象棋的热爱。很快，他便杀得姐姐再也不愿意跟他下棋了。他缠着父亲给自己买了一款电脑国际象棋游戏，这样他就可以在家里下棋了。这一年，魏因斯坦16岁，已是美国国际象棋“终身大师”，距离成为大师只有几步之遥。<a id="w14"></a><a href="#m14"><sup>[14]</sup></a>
国际象棋并不是小魏因斯坦生活的全部，瞬息万变的投资游戏也是魏因斯坦的最爱。魏因斯坦一家每星期五晚上都会准时收看路易斯·鲁凯泽主持的《每周华尔街》节目。魏因斯坦用自己的零花钱购买股票，颇有斩获。在史蒂文森高中<a id="w15"></a><a href="#m15"><sup>[15]</sup></a>读高三的时候，他从500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摘取了《纽约日报》（Newsday）选股大赛的冠军。魏因斯坦知道，想要战胜其余4999名对手，就必须选出具有暴涨潜力的股票。他的获胜策略颇有套利的雏形：卖空涨幅很高的股票，同时买入自己认为可能猛烈反弹的超跌股票。这一策略表明，魏因斯坦很有战略眼光，而且能够慧眼识珠——即使面临大场面也能面不改色。
事实上，魏因斯坦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上流社会中长大，从小就在金钱堆儿里打滚。格里芬、穆勒和阿斯内斯小时候对华尔街的刺耳喧嚣都没有什么概念，而魏因斯坦却可以说是在交易室泡大的。在15岁时，他在美林公司找了一份兼职。美林是业内巨头，拥有一支威震江湖的经纪人队伍。在无活儿可干的时候，魏因斯坦喜欢浏览办公室里的研究报告，从中寻找投资线索。
同时，他还有一位姐姐在高盛工作。魏因斯坦常在下班后去姐姐那里闲逛，在高盛大厅里走来走去，幻想自己的光荣未来。有一天，在洗手间里，他巧遇了高盛的固定收益交易员大卫·德卢西亚（David DeLucia），他们俩在国家象棋俱乐部里就相互认识。德卢西亚带着魏因斯坦参观了高盛的交易室，结果天真的魏因斯坦把参观变成了面试，成功谋到一份高收益债券交易部的兼职。这一年他19岁。
1991年，魏因斯坦进入密歇根大学。他选择了哲学作为主修方向，因为他十分喜欢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大卫·休谟的怀疑论；他还对21点产生了兴趣。1993年，他读到了爱德华·索普的《战胜庄家》，对通过算牌获得预测未来的统计技巧如痴如醉。这令他想起了马克·吐温的小说《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i>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i>）。在小说中，主角汉克·摩根（Hank Morgan）穿越回了古代，由于记得所有日食发生的时间，所以他成功地预测了日食的发生，从而救了自己一命。
但魏因斯坦的真正兴趣还是做交易。他明白，一旦离开校园，第一站肯定是华尔街。1995年，魏因斯坦大学毕业，进入了美林公司全球债券交易部——他第一次认识华尔街的地方。一年后，在德卢西亚（此时他已经离开高盛）的召唤下，他跳槽到规模较小的帝杰公司（Donaldson Lufkin＆Jenrette）。魏因斯坦觉得为小公司工作比较好，因为这样更有机会打造自己的交易团队。在帝杰，魏因斯坦通过买卖浮动利率票据（利率不断变化的可交易债券）掌握了信用交易的具体细节。
对魏因斯坦这样既富于积极进取精神又具备赌博天赋的交易员来说，当时可谓是在华尔街扬名立万的黄金时代。当时，奇异信用衍生品<a id="w16"></a><a href="#m16"><sup>[16]</sup></a>即将异军突起。股票、利率和商品衍生品很久以前便已出现，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工程师才开发出交易与信用相挂钩的衍生品方式。
信用衍生品后来成为华尔街最具革命意义的变化。传统的信用交易方式只需担心借方能否按时还贷以及利率会怎样变动，但是，在新型的信用衍生品领域，从未经过传统方式训练的后生们把对衍生品一窍不通的昔日巨头玩得团团转。与此同时，各大银行也日渐鼓励交易员为了攫取丰厚回报而无所不用其极。对冲基金的黄金时代就要来临了，而这一领域已不再属于像索罗斯这样的老顽童和索普这样的数学极客。银行将与对冲基金展开利润争夺战，而最终自己也转型成了笨重的巨型对冲基金。
1998年，魏因斯坦得知德意志银行需要招募一个人。许多以前在美林与魏因斯坦共过事的交易员和研究员现在都去了德意志银行，而德意志银行也正在努力将自己从沉闷的传统商业银行转型为衍生品新贵。它正在计划收购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拥有大量擅长设计复杂证券的宽客的纽约投资银行。魏因斯坦进入德意志银行不久，收购宣告成功，德意志银行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资产规模超过8000亿美元。
魏因斯坦对这个职位相当中意：小部门，几乎没有内部竞争对手，且公司正在自己必能大展拳脚的领域突飞猛进。在德意志银行，魏因斯坦很快开始学习如何交易一种相对较新的衍生品：信用联系票据，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信用违约互换（CDS）。
CDS是一种“衍生品”，因为其价值与基础证券——贷款相挂钩。美国信孚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明了这种衍生品，但直到经过J.P.摩根这位数学天才的改造之后，信用衍生品才真正流行起来。在魏因斯坦加盟德意志银行时，这种票据（或称互换）每天的交易还十分清淡，与10年后动辄几万亿美元的交易量不啻天壤云泥之别。
魏因斯坦在德西蕾·费斯勒（Desiree Fixler）的指导下学习信用联系票据是如何运作的。费斯勒1996年从美林跳槽到德意志银行，负责结构化信用产品的营销工作。
在自由大道130号的德意志银行总部（就在世贸中心边上），费斯勒向魏因斯坦解释道：“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债券的火灾保险。你要买这种保险，就必须付保险费，如果债务人违约了，你就可以获得赔付。保险的买卖双方在交换彼此对债券违约风险的感知。”
魏因斯坦点了点头。费斯勒能够感觉到他学得很快，也很努力。因为他老是显得很紧张、很不自然，也有点神经质。
费斯勒解释说，交易员愿意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债券在一段时间（通常是5年）的保险付多少保费通常就是CDS的价格。比如，为100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债券上一个5年期保险需要花费100万美元，这表明通用汽车有10%的可能性在这段时间内违约。CDS条款一般由交易双方协商决定，如同在伦敦裁缝店里量体裁衣。
“我明白了。”魏因斯坦说。
“现在，如果通用汽车真的违约了，保险的卖方就要支付1000万美元或通用破产后残留价值的一定比例。”费斯勒说。
魏因斯坦用惊人的记忆力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些知识，很快就理解了CDS并不是买入某种债券然后持有至到期日，而是一场违约风险感知的游戏。交易双方并不需要坐等公司破产，只要觉得通用汽车前景不妙，先前花100万美元买入CDS的买家就可以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将CDS转手卖掉。
理论上，同一种债券可以创设成百上千份CDS合约。在现实中，互换合约一般基于成千上万种债券及其他种类贷款所组成的一揽子债务创设，且可以被无限次地转手。在魏因斯坦踏入这一领域后的10年内，CDS已经形成了60万亿美元的市场。
此外，CDS的交易通常在所谓“场外市场”中进行，必须由交易双方逐笔签订，没有中央清算所追踪每笔交易。结果，CDS交易在华尔街的影子世界中潜滋暗长，不受任何监管，也毫无透明度可言，而这正是金融业所要的效果。
魏因斯坦入职后不久，他的上司便跳槽了。突然间，他成了德意志银行在纽约市场上唯一的CDS交易员。CDS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买卖，市场死气沉沉，甚至没有多少交易员知道这种奇异互换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用处，更想不到它可以成为宽客赖以征服华尔街的最强大武器。宽客正在茁壮成长，在金融世界的食物链中一步一步爬上顶端。
哪里会有问题？
问题不久就来了，一枚8个字的超级炸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1994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明星债券交易员约翰·梅利韦瑟（John Meriwether）创建了一家巨型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管理团队可谓星光灿烂，既有从所罗门跳槽过来的优秀宽客，也有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2月24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正式开张，起始资本达到10亿美元。
从根本上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可谓是一次思想实验，几名宽客（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在现实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验。基金的结构建立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即哈里·马科维茨在1952所作出的理论突破的基础之上，而其源头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罗伯特·布朗。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专长是相对价值交易，搜寻价格行为反常的证券。它们的盈利模式是对偏离正常关系的“证券对”下注，当这些证券对的关系，也就是真谛，恢复正常时，它们就赚钱了。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最擅长的买卖之一是买入老的“非指标”债券，同时卖空新的“指标”债券。<a id="w17"></a><a href="#m17"><sup>[17]</sup></a>这类交易首先由梅利韦瑟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发明。梅利韦瑟注意到，对于任何久期<a id="w18"></a><a href="#m18"><sup>[18]</sup></a>相同的债券，不论是10年、30年还是5年，新发债券的价格水平总是比临近到期的要高。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之所以新债券价格更高，是因为某些投资者，不管是对冲基金、银行，还是外国政府，他们都认为新债券更容易脱手，因此给以一定的溢价。新债流动性更好，这就是它们比旧债券更贵的原因。好吧，梅利韦瑟心想，就把流动性风险和溢价全都给我吧，我赌新旧债券价格终会趋于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