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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晚期，肯·格里芬在芝加哥的摩天大楼里交易可转债；詹姆斯·西蒙斯在东锡托基特建立自己的宽客帝国；博阿兹·魏因斯坦在德意志银行的计算机前交易衍生品；彼得·穆勒在摩根士丹利买卖股票；克里夫·阿斯内斯在AQR测量价值和动量，他们都赚到了自己想都不曾想过的财富。
他们都在亲手打造一个巨型电子网络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数字化、计算机化的资金交易体系中，只要轻点鼠标，数十亿美元就能在一瞬间从地球的一个角落转移到另一个角落。
这个机器还没有名字，但它是现代最具革命意义的技术进步之一。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比宽广，伸出无数触手，触及人类文明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姑且称之为“金钱网络”（The Money Grid）。
爱德华·索普、费希尔·布莱克、罗伯特·默顿、巴尔·罗森堡等众多创新者是金钱网络的早期建设者，他们设计出计算机化交易策略，在全球市场中赚取利润，巴格达、孟买、上海、新加坡，到处都留有他们的交易记录。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前所罗门兄弟公司股票交易员、后来的纽约市市长，设计出了一种为使用者提供全球所有证券实时数据的机器，<a id="w1"></a><a href="#m1"><sup>[1]</sup></a>也使自己成了亿万富翁。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实现了完全电子化交易，这与人声嘈杂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使得全球股票买卖变得更迅捷、成本更低。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就像被整合成了一个由按钮控制的极其复杂的电子矩阵，金钱也数字化了。
在金钱网络中，没有人能够比肯·格里芬更加如鱼得水了。这位雄心勃勃的佛罗里达神童在大学时代就通过在哈佛学生宿舍架设卫星天线日夜跟踪自己的投资组合了。
格里芬的资金堡垒——大本营投资集团于1990年11月1日建成，初始资金是460万美元。该基金与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一样，擅长利用数学模型拨开可转债市场的迷雾，发掘交易机会。
第一年，大本营投资集团战绩骄人，收益率达43%。第二年、第三年分别为42%和24%。
在大本营投资集团令华尔街侧目的早期交易中，有一桩涉及电子家庭安全服务供应商ADT安全服务公司（ADT Security Service）。ADT公司发行了一批可转债，其中有这样的条款：可转债转股的股东不能获得下一次的股息。这意味着该债券的转换价值要稍稍打个折扣，因为持有人得不到下一次股息。
格里芬和他的研究小组注意到，在英国，股息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红利，而是“股票股息”，这意味着在英国购买这种可转债能够获得股息。换句话说，该债券价格被低估了。
格里芬回忆说：“我们倾囊买入这些债券，许多大型交易商都未能发现这个机会，这次交易使我们一跃成为业内佼佼者。”
当时格里芬不过20多岁，还是个一脸稚气的蓝眼小伙，但已领导着一个60人的团队，在芝加哥市中心30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中运作近两亿美元的资金。
接着，亏损出现了，巨大的亏损。1994年，美联储出人意料的加息极大地打击了市场，对利率极其敏感的可转债市场更是遭遇重创。这一年，大本营投资集团亏损4.3%，资产管理额下降到1.2亿美元（一部分是因为忧心忡忡的投资者赎回了自己的份额）。到2008年为止，这是大本营旗舰基金威灵顿风险投资公司（Wellington Partners）唯一亏损的年份。
习惯胜利的格里芬被突如其来的亏损惊呆了，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自己的金融堡垒不会再次被攻破。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他向赞助人弗兰克·迈耶说。从此，大本营投资集团做出了一个改变，正是这一改变在14年后使其免于灭顶之灾。
大本营投资集团规定，所有投资者在初始投资后三年内不得撤资，这一协议被称为“锁定”条款（大多数对冲基金的锁定期为几个月到一年）。长锁定期意味着在世道不好时大本营投资集团能够保持稳定，而投资者尽管两股战战，几欲先走，却被锁定条款牢牢按住，一时半会儿无法脱身。
1998年，也就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的那一年，锁定条款令大本营投资集团受益匪浅。当时，由于需要大规模去杠杆化，其他对冲基金纷纷不加区别地甩卖手中的资产，而大本营投资集团却在扫货。那年威灵顿合伙基金收益率达到了31%。当时，大本营投资集团的资产管理额已超过10亿美元，所有的交易策略该基金几乎均有涉猎。
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本营投资集团在可转债和日本权证市场上获利颇丰。1994年，大本营投资集团组建了一个“并购套利”小组，专门对并购交易中公司的股票下注。同一年，受脊线合伙公司（爱德华·索普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关闭之后新开的基金）成功的鼓舞，大本营投资集团发布首个统计套利基金。1999年，大本营开始涉足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几年后又进入再保险市场。格里芬创造了一种内部做市手法，使得大本营能够在华尔街的眼皮底下进行股票交易而不被发觉，这对喜欢保持神秘的对冲基金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
随着银行账户中的数字越滚越大，格里芬开始享用自己的财富。和许多富豪一样，格里芬迷上了艺术品收藏。1999年，他以6050万美元拍下塞尚的静物名画《窗帘、水瓶和水果盘》。同年晚些时候，他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对埃德加·德加的雕塑《14岁的小舞者》一见钟情，不久便将其连同德加的水彩画《绿衣舞者》一起收入囊中。2000年，在人称壮丽大道（Magnificent Mile）的芝加哥密歇根北大街，格里芬掷下690万美元买下了一幢豪华艺术装饰<a id="w2"></a><a href="#m2"><sup>[2]</sup></a>大楼楼顶的两层豪宅。
大本营投资集团的回报记录令所有对冲基金感到嫉妒：1998年25%，1999年40%，2000年46%；即使是在网络股泡沫破灭的2001年，回报率仍高达19%，这表明大本营投资集团不论整体趋势如何都能盈利。很显然，肯·格里芬拥有着阿尔法。
那时，格里芬的基金资产已经超过了60亿美元，跻身世界六大对冲基金之列。他最得力的助手是并购套利部门主管亚历克·李托维茨（Alec Litowitz）和全球信用业务负责人大卫·布宁（David Bunning）。不过几年后两人均离开了大本营投资集团。
2005年，李托维茨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磁星资本公司（Magnetar Capital），初始资本20亿美元，并在两年后的全球信贷危机中大放异彩。磁星是具有强磁场的中子星，而李托维茨的对冲基金对迅速发展的次级抵押贷款有着强烈的磁性。
与此同时，大本营投资集团迅速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劲的赚钱机器，它行动迅速、充满自信，赚起钱来又准又狠。它是对冲基金制造厂，专门生产李托维茨这样的基金经理，长成后便独立高飞。爱德华·索普点下的星星之火已经形成燎原之势，而33岁的格里芬一直是其中最耀眼的那团火球。
2001年，安然公司倒闭。格里芬闻风而动，12月，在这家能源交易公司宣布破产的第二天，格里芬就踏上了全美能源交易员招聘之旅。回到芝加哥时，格里芬带回了一个宽客团队，开始搭建令大本营投资集团锦上添花的商品价格模型。大本营投资集团还招募了一批气象学家来跟踪影响能源价格的供求因素。不久，大本营投资集团便跻身业内最大的能源交易商行列。
随着基金事业蒸蒸日上，格里芬的个人财富也滚成了天文数字。2002年，他进入《福布斯》400人富豪榜，是榜单中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富豪。2003年，他在《福布斯》美国40岁以下富豪榜中名列第10，净财富估值为7.25亿美元，略低于华盛顿红皮队<a id="w3"></a><a href="#m3"><sup>[3]</sup></a>老板丹·斯奈德（Dan Snyder）。
格里芬站上了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高度。为了庆祝2003年的成就，他结婚了——婚礼地点选在凡尔赛宫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操场上。新娘名叫安妮·迪亚斯（Anne Dias），也是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只是基金规模远不如格里芬的）。婚礼进行了两天，招待会在王后别墅（Hameau de la Reine）举行，这里曾是玛丽·安东尼德<a id="w4"></a><a href="#m4"><sup>[4]</sup></a>根据卢梭自然主义田园诗所建的18世纪虚拟村庄。
宴会上，加拿大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献演，迪斯科天后唐娜·萨默（Donna Summer）献唱，宾客乘着氦气球从天而降，整个派对还包括在卢浮宫举行的庆典和奥塞博物馆的婚前晚宴。
肯·格里芬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此疾亦可是彼“疾”。
当格里芬在芝加哥开始创业的时候，彼得·穆勒正在纽约摩根士丹利辛勤工作，试着将自己在BARRA开发的模型组装成量化交易机器。
1991年，大功告成，穆勒按下了启动开关，但结果却是一场恶梦。他在BARRA所开发的成熟交易模型纯属纸上谈兵，在真实市场中漏洞百出，不堪一击。交易指令执行得不够迅速，交易成本高得吓人。程序小漏洞时不时会使交易指令失效。他的第一个交易账户PM以亏损告终，第二个账户——PM2的命运也差不多。
穆勒的办公室位于美洲大道1251号埃克森大厦摩根士丹利总部33楼，摩根士丹利为他配了好几台高档Unix服务器来处理技术应用和复杂图形问题。他手下的第一位员工是麻省理工学院运筹学硕士金·厄瑟尔（Kim Elsesser）。厄瑟尔瘦瘦高高，金发碧眼，简直是雄性激素过剩的摩根士丹利交易员群体中的女神，还是极具天赋的数学高手和编程专家。1987年1月，她首度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后离职前往坎布里奇攻读研究生学位，毕业后于1992年再度加盟。几个月后，她加入穆勒的团队。穆勒将自己的新交易系统称为过程驱动交易，简称PDT。“过程驱动”是一系列复杂数学算法的简称，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
穆勒和厄瑟尔将过程驱动交易系统推倒重来。他们将交易模型代码写入Unix工作站，然后连上摩根士丹利的主机，再连向世界各主要交易所。穆勒负责设计模型，而对摩根士丹利的计算机系统十分熟悉的厄瑟尔负责编程。一开始他们只做美国市场，后来依次加上了日本、伦敦和巴黎。他们根据模型，每天都做一次交易。他们日以继夜地疯狂工作，但似乎只是在白费力气。
为了了解相似的基金是如何运作的，穆勒前往新墨西哥州圣达菲，拜访了当时鲜为人知的一家由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组成的尖端计算机化交易公司，他们称自己为预测公司（Prediction Company）。
预测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名叫多伊思·法默（Doyne Farmer）。一位又瘦又高的物理学家，混沌理论的早期开拓者之一。法默穿着花衬衣、脚踩人字拖，这和华尔街西装革履的标准装扮大相径庭。20世纪80年代，法默沿着爱德华·索普的脚步前行，使用可塞入鞋底的尖端计算机来预测轮盘赌结果。与索普一样，法默后来也将战场从赌场转移到了全球金融市场，使用数学和计算机交易赚钱。
穆勒和法默在预测公司位于圣达菲格里芬大街123号的办公室见了面，那里有个别名：科学中心（Science Hub）。穆勒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法默向穆勒询问详细信息，但穆勒像扑克玩家那样紧紧地将牌扣在自己胸前，不肯透露半点信息。最后，法默受够了。
法默事后回忆说：“我们必须把他赶出去，你告诉别人对他们有用的信息，当然希望他们也告诉你一点有用的信息作为回报，这才有意思。但穆勒拒绝给我们任何信息。”
法默不知道，穆勒实在没有什么信息可透露的，至少当时还没有。
1993年，摩根士丹利管理层意欲裁员，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是目标之一。摩根士丹利在穆勒身上投入了很多钱，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刚刚当上总裁的债券交易员麦晋桁（John Mack）召开了一次会议，听取被裁对象如何为自己辩解。
为了参加这次会议，穆勒穿了一件西装，头发梳得锃亮，和平时的形象迥然不同。会议室开着暖气，灯光昏暗，狭长的会议桌前，摩根士丹利高层正襟危坐。上了裁员名单的各位经理依次做着挽救自己命运的报告，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绝望。在还没有轮到自己的时候，穆勒不住地对自己说：冷静，不要露怯，加油。决定穆勒命运的时刻到了。穆勒极不情愿地承认过程驱动交易尚未成功，但该项目已经触及成功的边缘了。计算机化交易代表着未来的趋势，他所需要的只是时间。
言毕，穆勒望向麦晋桁。麦晋桁肯定地点了点头，他会力挺穆勒的。
坚持总有回报，不久，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终于看见了真谛的曙光——他们开始盈利了。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利润突破第一个100万美元的那一天，穆勒和厄瑟尔为自己开了个庆祝派对（其实也就是用塑料杯干了几杯劣质酒）。这100万美元对于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来说就好比是沉睡的巨人苏醒时眼睛睁开的第一道缝。
1994年上半年，穆勒终于建成了一支由数学和计算机顶尖高手组成的梦幻团队：迈克·里德（Mike Reed），温文尔雅的地球物理学家、普林斯顿电子工程博士；肯·尼克森（Ken Nickerson），顶尖计算专家，高大忧郁的斯坦福大学运筹学博士；沙基尔·艾哈迈德（Shakil Ahmed），精瘦的普林斯顿编程天才；艾米·黄（Amy Wong），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硕士。这个小组构成了日后世界上最能赚钱的交易部门的核心。
除了雄厚的财力以外，为投资银行巨头效力还有另一个好处。其他交易机构（比如对冲基金）必须通过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合规经纪交易商向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各个交易所下达交易指令。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一个交易团队——新星基金的股票经纪商就是摩根士丹利。新星基金经理是数学家罗伯特·弗雷，曾经作为塔尔塔利亚的手下为摩根士丹利效力。
当新星基金的交易头寸出现状况时，里德就会记录下问题并解决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星基金遇到了点麻烦，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便接手了新星的部分头寸，这一招收到了极佳的效果。
到1994年，万事俱备。资金和人才均已到位，过程驱动交易小组要起航了。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是再拿不出点业绩的话，麦晋桁就会二话不说让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关门大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