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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本营已经举步维艰。市场崩溃令其旗下对冲基金的资产管理总额大幅缩水，从2008年春的1400亿美元锐减至当年年底的520亿美元。在焦头烂额的去杠杆过程中，大本营总共砍掉了大约900亿美元的资产，这不啻是对后雷曼时代本已风声鹤唳的市场落井下石。
随着大本营的损失越来越严重，比森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进入了破坏-控制模式，在纽约和芝加哥之间来回穿梭，与心急火燎的同行们会面，信誓旦旦地表示大本营有足够的资金渡过这场风暴。交易员们也使出浑身解数斩仓回收现金、降低杠杆。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旗舰基金肯星顿净价值持续下跌，大本营一度从旗下高频交易部门战术交易处融资8亿美元。战术交易由米沙·马利舍夫主管，2007年年末从肯星顿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基金。获悉这一奇怪安排的投资者纷纷将此视为绝望信号，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大本营真的是陷入绝境了：用自己的钱来给自己融资，意味着它很难从外部搞到利率合适的贷款。
在接到债权人的电话几天后，格里芬给大本营世界各地的员工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以前所未有的乐观态度说，大本营能够生存下来并重现繁荣。他解释说，大本营的现状让他想起了1492年哥伦布的横渡大西洋之旅。当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中写下了两个字：向前。
这对于大本营身心俱疲的员工来说不啻一针强心剂。就在一年前，大本营还是全世界最强大的金融力量，它手握20亿美元重金，而且还在不断壮大。如今，大本营却面临一场灾难。格里芬说，虽然情况是危急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柳暗花明的一刻必将到来。
一些读了这封电邮的人依稀记得历史课上说哥伦布最后不是迷路了。
不久后，在芝加哥市中心距离大本营总部仅几个街区之遥的乔氏海鲜牛排石蟹馆，格里芬举行了40岁生日派对。员工们送了格里芬一个救生艇大小的哥伦布船队模型。格里芬愉快地笑纳了，但命运之剑依然悬在头顶，派对气氛冷淡，一点都没有节日的味道。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大本营正在下沉。
在摩根士丹利，彼得·穆勒和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也在危机的泥潭中挣扎。摩根士丹利的股价正在暴跌，许多人担心它将步雷曼的后尘，成为华尔街废墟上的新残渣。市场上显现出疯狂的运动，波动性已经失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穆勒决定减掉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大部分头寸，抢在其他人之前变现。
一位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交易员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波动性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如果你的模型是建立在历史模式的基础上，而你所见的又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你就别指望模型会起作用，”
与此同时，穆勒的生活也是一团糟。作为一位永不停歇的旅行者，穆勒决定把家搬到加州圣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他的女朋友已经怀孕，他希望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地方落地生根。他买了一座带泳池、温泉、6个壁炉和3个车位的车库的房子，花费1650万美元。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事务主要通过远程控制来处理，但他每个月仍要在纽约待一周，为的是和牌友一聚。
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通过摩根士丹利交易的对冲基金正在竭力抽离资产，总值超过10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的清算银行纽约梅隆银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要求它追加40亿美元保证金，这正是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走向死亡的老路。
9月下旬，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放弃了自己的投资银行业务模式，转型成传统银行控股公司，人们所熟知的华尔街实际上已经江山易主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转型意味着它们将受到银行监管者的监督，受到更严格的资本要求的限制。高杠杆、高利润、高风险的光荣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几天后，摩根士丹利CEO麦晋桁从日本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筹到一笔90亿美元的注资，高盛则与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谈判成功，后者将向前者投资50亿美元。
大灾难似乎被避免了，但金融体系的伤口仍在大量失血。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总算熬过了难关，但现金储备缩水了不少。而穆勒不是在圣塔芭芭拉打理阳光充沛的房子，就是在格林威治村玩扑克牌。穆勒看上去并无多少改变，但实际上他正在酝酿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剧变，几个月后便见分晓；而此时，博阿兹·魏因斯坦就不同了。
从表面上看，博阿兹·魏因斯坦在信贷崩溃中游刃有余，并未受到多少影响，但实际上，他害怕得要死。信贷市场的恐慌对萨巴造成了严重冲击，这位德意志银行交易员不可思议地目睹着自己精心设计的交易分崩离析。
进入2008年时，魏因斯坦可谓春风得意。他和在伦敦的同事范昆仑（Colin Fan）共同主管着德意志银行所有的全球信用交易。萨巴的资产管理规模将近300亿美元，他已经规划好2009年离开德意志银行自立门户（当然，新基金将命名为萨巴）。
2008年3月，贝尔斯登倒下后，魏因斯坦认为信贷危机已经度过了最严重的阶段。他并不是唯一持有这一观点的人，格里芬也认为经济正在企稳；摩根士丹利的麦晋桁告诉股东，次贷危机已经进入了第八局或第九局；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的乐观要略为谨慎，他说“我们大概正处在第三局或第四局”。<a id="w2"></a><a href="#m2"><sup>[2]</sup></a>
为了利用价格的暴跌，魏因斯坦开始扫货，买入廉价的福特汽车、通用汽车、通用电气、论坛公司（Tribune Co.，《芝加哥论坛报》出版商）等企业的债券。当然，与此同时也大量使用CDS进行对冲。起先，随着公司债市场回暖，这些交易斩获了一定利润。于是，魏因斯坦在夏天进一步加大了债券投资。2008年9月，萨巴迎来了黑色的一个月。
一切都崩溃了。政府接管了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雷曼宣布破产；美国国际集团告急，几乎将整个全球金融体系拉下悬崖。
与大本营一样，萨巴也是首当其冲者之一。随着损失的积累，萨巴交易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也陷入停滞状态。在通常情况下，萨巴各部门的初级交易员会逐日登记盈亏状况并做成报告，对当日操作作出总结。现在，在既没有预警也没有解释的情况下，逐日报告突然停止了。一时间空穴来风，谣言四起，称萨巴已不堪巨亏。有人担心萨巴已经濒于倒闭，萨巴交易室每周例行的100美元牌局也暂停了，大家都垂头丧气的。
魏因斯坦感到束手无策。他惊恐地看着投资者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高风险公司债券，导致公司债务价格一跌再跌。与大本营一样，萨巴的头寸用CDS进行对冲，但投资者担心交易对手方可能不会履行义务，因此对CDS毫无兴趣。通常，在场外交易市场每日交易（在银行、对冲基金以及类似机构间直接交易）的CDS价格随市场情况波动，如果萨巴持有的CDS价值升高，那么它将在账簿上录入头寸增值，尽管它本身并未实际交易这些CDS。
但是，如果金融市场崩溃、杠杆率下降，CDS市场就会瘫痪，可能一天都做不成一笔交易，于是萨巴也就无法录入代表CDS新价值的成交价。魏因斯坦最钟爱的工具、他亲手在20世纪90年代末推广到整个华尔街的CDS，正在日渐被人们视为摧毁金融体系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索。
魏因斯坦仍旧摆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躲在自己可以俯瞰华尔街的办公室里沉思。但损失正在迅速膨胀，很快就达到了10亿美元。他要求德意志银行风险经理授权买入更多CDS以更好地对冲自己的头寸，但高层斩钉截铁地表示：买入是不允许的，只能卖出。萨巴的股票交易被授命卖出几乎所有头寸，实际上已经关闭了。
温斯坦知道这很疯狂，但主管风险的宽客是不容辩驳的。他乞求道：“抛弃这个模型吧。”唯一跳出它的方法是做空。如果市场在下跌，而你在赔钱，这就意味着你是在做多市场，而你所应该做的是做空他，尽快做空它。”
他解释道，德意志银行在2007年发现次级抵押贷款模型，这令它赚了一大笔。如今，正确的做法与以前一样，跳出宽客的框框进行思考。
但这不管用。风险管理正处于自动驾驶模式中。损失越累越高，很快就达到了近20亿美元。萨巴的股票交易部门收到了卖掉所有头寸的指令，而这无异于关门大吉。
自从遭受巨亏以来，魏因斯坦就很少出现在萨巴的交易室中，而是整日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时常到半夜还不离开，不停地与得力手下开会商讨如何止血。但没人知道答案，他们也是束手无策。
整个基金弥漫着疑神疑鬼的氛围。萨巴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关闭，不少顶级交易员，包括股票部门的艾伦·本森，已被解雇。11月下旬，一位交易员走上萨巴办公室二楼，说道：“如果你们过几个礼拜回到这里，会发现这里已经腾空了。”
他说这番话显得太早了些，但也没早太多。
格林斯潘出席听证会后一个月，就在11月中旬，韦克斯曼的委员会开始问讯信贷危机的另一类嫌疑犯：对冲基金经理。
并非所有对冲基金都将被问讯。韦克斯曼只给2007年业绩最好的5位经理发出了传票，要求他们在电视镜头前说明这一影子产业到底给经济带来了怎样的风险。这5人在2007年的平均收入是10亿美元，大名鼎鼎的大佬乔治·索罗斯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人还包括先驱资本（Harbinger Capital）的菲利普·法尔孔（Philip Faucone），他的对冲基金2007年通过做空次贷回报率达125%。这样的收益与身旁的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比起来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保尔森公司（Paulson＆Co.）通过大量做空次贷，回报率高达600%，保尔森的个人奖金达到了30亿美元，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年收入最高的投资者。剩下的两人分别是吉姆·西蒙斯和肯·格里芬。宽客们在美国国会山聚首了。
格里芬以大本营典型的军纪风格准备这次听证。当天上午，他乘坐大本营的私人飞机从芝加哥飞抵华盛顿，一下飞机，他的律师团（华盛顿权力经纪人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赫然在列）就迎了上来。
巴内特替比尔·克林顿策划过1992年的总统竞选辩论，帮助他在与乔治·布什的竞争中胜出。他还当过巴拉克·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小布什政府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