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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尼德霍夫（Victor Niederhoffer）是和爱德华·索普差不多时期的宽客。他的投资经历之传奇与本书中所描写的那些宽客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70年代，尼德霍夫就编了一个交易软件，用它来寻找机会并进行交易。到80年代，尼德霍夫在索罗斯手下效力，他是量子基金数据库的创建者。这也是骑墙派交易天才与量化交易极客令人瞩目的碰撞。后来，两人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索罗斯在论及尼德霍夫时说：“我善于操控浪潮，却不善于驾驭游泳池里的涟漪……维克多·尼德霍夫拥有一种驾驭涟漪的系统，他精于随机漫步系统，把市场看成赌场，在市场中人像赌客一样行动，研究赌客就可以了解市场行为……他利用这个理论，经常赚点小钱，我把资金交给他管理，他创造了良好的投资回报率。但是，他的方法有个缺陷，他只在毫无趋势的市场里有用，要是来了一个历史性趋势、一个大浪……他就可能受到严重的伤害，因为他没有适当的预防机制。”<a id="w1"></a><a href="#m1"><sup>[1]</sup></a>
索罗斯的这段话几乎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宽客的命门。说到底，宽客交易的基础是历史记录，寻找的是当前价格与历史轨迹或价值标准的偏离，只要出现偏离，就意味着有了套利的机会。偏离持续的时间很短怎么办？提高计算机性能、加快指令下达速度。于是，对冲基金的计算机系统越来越复杂，性能越来越强大，交易时间越来越短，现在已经达到了千分秒的级别（也就是说，一笔交易从开仓到平仓总共只持续千分之几秒）。偏离的幅度很小怎么办？提高杠杆，用借来的钱去投资，还掉本息，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简言之，宽客干的就是“驾驭涟漪”。
本书就是描写宽客们如何“驾驭涟漪”的。他们用来驾驭涟漪的利器便是量化投资系统，这些系统的基础是传统金融理论。传统金融理论又基于四个假设：（1）人是理性的，唯一目标是变得更富；（2）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相似的；（3）价格实际上连续变化；（4）价格变化服从布朗运动。正如贝努瓦·曼德尔布罗特所指出的，这四个假设一个都不正确。<a id="w2"></a><a href="#m2"><sup>[2]</sup></a>行为经济学证明人们未必是理性的（这在本书第14章亦有提及）；投资者是千差万别的（显然，本书中的那几位主人公的投资风格便可谓千差万别）；价格出现跳跃是稀松平常之事；价格变化未必服从布朗运动。
宽客的失败其实就在于后两点上。他们玩弄涟漪，因此很容易被巨浪吞噬。他们的风险管理建立在高斯分布的基础上，因此很容易被“肥尾”击倒。他们以大概率赚着小钱，而毫不设防地将死穴暴露在小概率的大风险之下。宽客根本没有掌握什么“真谛”，他们在危机之前的十几年间所向披靡，也许真是瞎子撞大运。
那么，肇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与宽客又有什么关系呢？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指出，从历史经验看，2007年危机之前，各种指标（资产价格显著上升、实体经济活动减缓、大额经常项目赤字以及持续的债务累积等）都显示美国处于较高的严重金融危机风险中。<a id="w3"></a><a href="#m3"><sup>[3]</sup></a>换言之，2007年的危机与以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危机没什么两样。既然以往危机中并没有宽客的影子，那么也没有理由认为是宽客和量化模型导致了这次危机。
当然，对于宽客们的金融创新——既有交易手法的创新，也有金融产品的创新，在本书中作者做了细致的描写。它们确实助长了泡沫的形成，但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创新本身必须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相关的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振兴经济的需要，世界范围内均实施了金融抑制政策。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金融抑制逐步被金融创新取代，金融业一步一步走向经济部门的王座。与此相应的是金融危机开始频繁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几乎全部发生在80年代以后。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制度危机，是由格林斯潘口中“一个存在于决定世界如何运行的关键功能结构模式中的缺陷”造成的，只不过这个缺陷并非智识大厦的缺陷，而是制度大厦的缺陷。
说到底，宽客是投机客，只不过他们所使用的设备要远比前辈先进，技巧要远比前辈花哨。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几千年来的低买高卖游戏。杰西·利弗莫尔（Jessie Livermore）说得好，华尔街没有新事物。华尔街不可能有新事物，因为投机就像山岳那么古老。<a id="w4"></a><a href="#m4"><sup>[4]</sup></a>在漫长的投机史上，获得成功的无一例外是固守常识的人士，巴菲特如是，索罗斯亦如是。妄图一眼看穿市场“真谛”、得到交易“圣杯”者，最后都逃不过身败名裂的下场，宽客和量化基金也不例外。
最后，感谢以下各位同仁在本书翻译中给予的协助：程亮、曹玉兰、李敏、时红云、张苏、张惠、肖一石、程玉鹏、高明霞、樊荣荣、柯洁、俞春霞、包汪芳以及魏秀兰。
<a id="m1"></a><a href="#w1">[1]</a> 乔治·索罗斯、拜伦·韦恩、克里斯蒂娜·科南著，真如译，《索罗斯：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海南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47~48页。
<a id="m2"></a><a href="#w2">[2]</a> 贝努瓦·曼德尔布罗特、理查德·L·赫德森著，张新、张增伟译，《市场的（错误）行为：风险、破产与收益的分形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66~69页。
<a id="m3"></a><a href="#w3">[3]</a> 卡门·M·莱因哈特、肯尼斯·罗格夫著，綦相、刘晓峰、刘丽娜译，《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第199页。
<a id="m4"></a><a href="#w4">[4]</a> 爱德温·李费佛著，真如译，《股票作手回忆录》，海南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