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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④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岨峗⑤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或曰：“臧洪死张超⑥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⑦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或曰：“季布⑧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注释】
①陈灵公：春秋时期陈国君主。
②比干：殷纣王的叔父，是一正臣，因直言进谏而被剖心而死。
③叔孙通：曾对秦王有过阿谀的行为，刘邦称帝后，拜其为奉常，后为太子太傅。
④范晔：南朝史学家，著有《后汉书》。
⑤岨峗（jūwéi）：本指地形险要。此处意为环境艰险。
⑥臧洪、张超：皆为东汉官吏。
⑦徒跣（xiǎn）：徒步而赤脚。
⑧季布：楚国人，西汉初的游侠。
【译文】
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干是皇帝的老师。比干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比干当时的内心情感，是真正的仁爱之情。泄冶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之亲，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人主的淫乱昏庸，死了也对国家无益的。像他这种做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有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路上时，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难道不是说泄冶这种人吗？”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根据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叔孙通为了继承文化道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虽然直立，却很柔韧。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说：“汉桓帝、汉灵帝两朝，像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仁义之心为己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势一好转，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
范晔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赤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像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类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开战，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唯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他们讲道义，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剧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有人问：“季布称得上是一位壮士，却化刚为柔，一反昔日刚勇豪迈的气概，去做窝囊的亡命徒。这样对吗？”
司马迁说：“在刘、项争雄的时候，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在楚军中以勇武扬名楚国，每次战役都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多少次冲入敌阵夺旗斩将，称得上是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项羽失败，刘邦下令通缉他，要抓他杀他的时候，他又甘心为奴而不自杀，又显得多么下贱，一点志气都没有。季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肯定是坚信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错了胎，走错了路，所以受尽了屈辱但不以为耻，盼望有机会能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潜能，所以最终还是成了汉代的名将。由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窥测出他的志气、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样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由此看来，一个有见识、有气魄的贤者，固然把死看得很重，可并不像愚夫愚妇一样，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气得寻死上吊，这并不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是计穷力竭，无路可走的表现。”
【评析】
齐桓公的名相管仲说：“人们认为我被齐桓公俘虏后，关在牢里委曲求全是可耻的，可我认为有志之士可耻的不是一时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对国家、社会做贡献；人们认为我所追随、拥戴的公子纠死了，我也应该跟着死，不死就是可耻，可我认为可耻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让一个国家称雄天下。”
管仲的这番话表明，有经世治国之才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改天换地作为人生目标，所以决不会把生死看得太重。季布也罢，管仲也罢，这些有才有识之士，对自己一生的行为，乃至死与不死，都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
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
【经文】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欲之本同，而迁染之途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与，节其所偏。故《传》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
《人物志》曰：“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桀健，任在胆烈，失在少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洽②，崇在覆裕③，失在溷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休动磊砢，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懦；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
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
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谓“心小”者，虑患未生，戒祸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④，是非辐辏，中之为毂也；“智圆”者，终始无端，方流四远，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⑤也；“事少”者，执约以治广，处静以待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