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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平准书》上，说汉武帝时的富庶，是：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绌耻辱焉。
富庶如此，宜乎人人自乐其生了。然而又说：
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
若果真家给人足，谁能兼并他人？又谁愿受人的兼并？可见当时的富庶，只是财富总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汉代的人，提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悬而待决，于是酿成了新莽时的变乱。莽末乱后，地权或可暂时平均，因为有许多大地主业已丧失其土地了。然而经济的组织不改，总是转瞬便要回复故态的。所以仲长统的《昌言》上又说：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可见土地和资本，都为少数人所占有了。我们观此，才知道后汉末年的大乱，除政治外，别有其深刻的原因。
汉去封建之世近，加以经济上的不平等，所以奴婢之数极多，有官有私。官奴婢是犯罪没入的，私奴婢则因贫而买卖。当时两者之数皆甚多。卓王孙、程郑，都是以此起家的。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童手指千”，则比千乘之家。甚而政府亦因以为利，如晁错劝文帝募民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以拜爵。武帝募民入奴，得以终身复，为郎者增秩。又遣官治郡国算缗之狱，得民奴婢以千万数。前后汉之间，天下大乱，人民穷困，奴婢之数，更因之而增多。光武帝一朝，用极严的命令去免除。然而奴婢出现的原因不除去，究竟能收效几何，也是很可疑的。
因去封建之世近，所以宗法和阶级的思想，也很为浓厚。在汉代家庭中，父权很重。在伦理上，则很有以一孝字包括一切的观念。汉儒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在诸经之传中，对于《孝经》和《论语》特别看重，就是这个道理。在政治上，则对于地方官吏，还沿袭封建时代对于诸侯的观念。服官州郡的，称其官署为本朝。长官死，僚属都为之持服。曹操、张超的争执，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军阀的相争；而臧洪因袁绍不肯救张超，至于举兵相抗，终以身殉，当时的人，都同声称其为义士。然而汉朝人也有汉朝人的好处。因其去古近，所以有封建时代之士风，一种慷慨之气。后世人的唯利是视，全都化成汉人所谓商贾者不同。汉代之士，让爵让产的极多，这便是封建时代里轻财仗义的美德。其人大抵重名而轻利，好为奇节高行。后汉时代的党锢，便是因此酿成的。至于武士，尤有慷慨殉国之风。司马相如说，当时北边的武士“闻烽举燧燔”，都“摄弓而驰，荷戈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这或许是激励巴蜀人过当的话，然而当时的武士，那种奋不顾身的气概，确是有的。我们只要看前汉的李广恂恂得士，终身无他嗜好，只以较射赴敌为乐，到垂老，仍慷慨，愿身当单于。其孙李陵，更能“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司马迁说他有“国士之风”，真个不愧。他手下的士卒五千，能以步行绝漠，亦是从古所无之事。这都由于这些“荆楚勇士，奇材剑客”素质佳良而然。当时不论南北人民，都有尚武的风气，所以后汉时，班超能以三十六人立功绝域。一个英雄的显名，总借无数无名英雄的衬托。我们观汉代的往事，真不能不神往了。
汉代因武士的风气还在，所以游侠也特盛。游侠，大约是封建时代的“士”。封建制度被破坏后，士之性质近乎文的则为儒，近乎武的则为侠。孔子设教，大约是就儒之社会，加以感化；墨子设教，则是就侠的徒党，加以改良。所以古人常以儒墨并称，亦以儒侠对举。墨者的教义，是舍身救世，以自苦为极的。这种教义固然很好，然而绝非大多数人所能行，所以距墨子稍远，而其风即衰息。《游侠列传》所谓侠者，则“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以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仍回复其武士的气概。然而生活总是最紧要的问题。此等武士，在生产上总是落伍的，既已连群结党，成为一种势力，自不免要借此以谋生活，于是就有了司马迁所谓的“盗跖之居民间者”。仁侠之风渐衰，政治上就不免要加以惩艾，人民对他亦不免会有恶感。于是后起的侠者，就不免渐渐地软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