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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最早的经师，便是《史记·儒林传》所列八家，这都是今文。东汉分为十四博士。其中《春秋》和《谷梁》是古文。《易经》的京氏，也有古文的嫌疑。其余亦都是今文。古文家说《书》有逸十六篇，但绝无师说，所以马融、郑玄等注《书经》，亦只以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为限。而逸十六篇，今亦已亡。礼有《逸礼》三十九篇，今亦无存。《春秋》有《左氏》，未得立。今古文之学，本来各守师传，不相掺杂。到后汉末年，郑玄出来，遍注群经。虽大体偏于古学，而于古文无所专主，都是本于己意，择善而从。适会汉末之乱，学校废绝，经学衰歇。前此专门之家多亡。郑说几于独行。三国时，出了一个与郑玄争名的王肃。其学糅杂今古，亦与郑同。而又喜造伪书。造作《伪古今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孔子家语》《孔丛子》等，托于孔子之言以自重。于是今古文之别混淆。后人欲借其分别，以考见古代学术真相的，不得不重劳考证，而分别真伪，也成为一个问题。
学术之兴替，总是因于时势的。在汉代，儒学虽然强盛，然而在后汉时，贵戚专权，政治腐败，实有讲“督责之术”的必要。所以像王符、仲长统、崔寔等一班人，其思想颇近于法家。后来魏武帝、诸葛亮，也都是用法家之学致治的。在思想上，则有王充，著《论衡》一书，极能破除迷信和驳斥世俗的议论却不谈政治。这是其所研究的对象有异。至其论事的精神，则仍是法家综核名实的方法，不过推而广之，及于政治以外罢了。
在汉代，史学颇为发达。古代史官所记，可分为记事、记言两体。现今所传的《尚书》是记言体，《春秋》是记事体。又有一种《帝系》及《世本》，专记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系的，这大约是《周官·小史》所职。《左氏》《国语》，大约是《尚书》的支流余裔。此外便是私家的记录和民间的传说了。在当时，是只有国别史，而没有世界史；只有片段记载，而没有贯串古今的通史的。孔子因《鲁史》修《春秋》，兼及各国的事，似乎又世界史的规模，然而仍只限于一时代。到汉时，司马谈、迁父子，才合古今的史料，而著成《太史公书》，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后人去其世家，而改书之名为志，所以称此体的历史，为“表志纪传体”。班固便是用此体以修《汉书》的。但其所载，以前汉一朝为限，于是“通史体”变为“断代体”了。兼详制度和一人的始末，自以表志纪传体为佳；而通览一时代的大势，则实以编年体为便。所以后汉末年，又有荀悦因班固之书而作《汉纪》。从此以后，编年和表志纪传两体，颇有并称正史的趋势。
文学：在古代本是韵文先发达的。春秋战国时，可称为散文发达的时代。秦及汉初，还继续着这个趋势。其时如贾、晁、董、司马、匡、刘等，都以散文见长。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则别擅长于词赋。西汉末年，做文章的，渐求句调的整齐、词类的美丽，遂开东汉以后骈文的先声。诗则古代三百篇，本可入乐。汉代雅乐渐亡，而吟诵的声调亦变。于是四言改为五言。而武帝立新声乐府，采赵、代、秦之讴，命李延年协其律，司马相如等为之辞。其后文学家亦有按其音调，制成作品的，于是又开出乐府一体。
第六章
佛教和道教
在中国社会上，向来以儒、释、道并称为三教。儒本是一种学术，因在上者中竭力提倡，信从者众多，才略带宗教的权威。道则是方士的变相，后来虽模仿佛教，实非其本来面目。儒、道二者都可说是中国所固有，只有佛教是外来的。
佛教的输入，据《魏书·释老志》，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匈奴浑邪王之降，中国得其金人，为佛教流通之渐。第二阶段，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第三阶段，后汉明帝梦见金人，以问群臣，傅毅以佛对。于是遣郎中蔡愔和秦景宪使西域。此二人带着两个和尚和佛教的经典东归。乃建寺于洛阳，名之为白马。案金人乃西域人所奉祀的天神，不必定是佛像。博士弟子从一外国使者口受经典，也是无甚关系的。但帝王遣使迎奉，归而建寺，其关系却重大了。所以向来都说，是在汉明帝时，佛法始入中国。然而楚王英乃明帝之兄，《后汉书》已说其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诏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亦遣使奉缣诣国相。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日，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当明帝时，楚王业已如此信奉，因此佛教的输入，必远在明帝以前。梁启超的《佛教之初输入》，考得明帝梦见金人之说，出于王浮的《老子化胡经》，浮乃一妖妄道士，其说殊不足信。然则佛教之输入，恐尚较耶稣纪元时为早。大约在中国和西域有交通之后，佛教随时有输入的可能，只是在现在，还没有正确的史实可考。这时候输入的佛教，大约连小乘都够不上，所以和当时所谓黄老者关系很密。黄老，本亦是一种学术之称，指黄帝、老子之言，即九流中道家之学。但此时的黄老，则并非如此。《后汉书·陈愍王宠传》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宠共祭天神，希冀非幸，罪至不道。而魏愔则奏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冀幸”。此所谓黄老君，正是楚王英所奉的黄老。又《桓帝纪》载：“延熹九年，祠黄老于濯龙宫。”而《襄楷传》载，楷上书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可见桓帝亦是二者并奉的。再看《皇甫嵩传》，说张角奉祠黄老道。《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张修之法略与张角同，又说张修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则此时所谓黄老，其内容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黄老为什么会变成一种迷信，而且和浮屠发生关系呢？原来张角、张修之徒，本是方士的流亚。所谓方士，起源甚早。当战国时，齐威、宣二王以及燕昭王，就已经迷信它了。后来秦始皇、汉武帝，对此迷信更甚。方士的宗旨，在求长生，而其说则托之黄帝，这个读《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可见。不死本是人之所欲，所以“世主皆甘心焉”。然而天下事真只是真，假只是假。求三神山、炼奇药，安有效验可睹？到后来，汉武帝也明白了，喟然而叹曰：“世安有神仙。”至此，《史记》所谓“怪迂之士”“阿谀苟合”之技，就无所用之了，于是方士转而蛊惑愚民，这就是后来张角、张修等一派。黄老之余波，则蔓衍于诸侯王之间，楚王和陈王所信奉的，大约就是它了。秦皇、汉武求神仙的活动劳费很大，断不是诸侯之国所能供给得起的，于是黄老信徒将寻三神山、筑宫馆、炼奇药等事一概置诸不提，而专致力于祠祭。在民间，则连这些都不必，其所求者，不过五斗米。神仙家，是将《汉志》和医经经方同列于方技之中的。黄老信众所宣传的不死之药虽是骗人，但医学他们大概是有些懂得的，更加上一个符水治病，于是当社会骚扰、人心不安定之时，黄老之道的诱惑力，自然就大到“匪夷所思”了。
佛教初输入时，或只输入其仪式，而未曾输入其教义，或更与西域别种宗教夹杂，迷信的色彩很深。所以佛教与黄老两者的混合，甚为容易。
然则为什么要拉着一个老子呢？这大约是因黄帝而波及的。黄帝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个很大的偶像，不论什么事，人们都依托他。然而黄帝是没有著书的，依托之既久，或者因宗教的仪式上须有辞以资讽诵，或者在教义上须有古人之言以资附会，更因黄老两字向来连称，而黄老之学也向来算作一家言，所以劝迷信黄帝的人诵习《老子》，他一定易于领受。这就是张修所以使人诵习五千文的理由。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其所诵者，恐亦不外乎此。“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当初因黄帝而及老子，意虽在于利用其辞以资讽诵，但习之既久，难保自己不会受其感化。况且至魏晋之际，玄学盛行，《老子》变为社会上的流行品。所谓方士，虽然有一派像葛洪等，依然专心于修炼、符咒、服食，不讲哲理；又有一派如孙恩等，专事煽惑愚民，不谈学问；然而总有一派和士大夫接近，要想略借哲理，以自文饰的。最后这一类人所依附的，自然仍以《老子》为最便。于是所谓老子，就渐渐地取得了两种身份：一是九流中道家之学的巨子，一是所谓儒、释、道三教中道教的教主。然而当时其在南方，仍不过是一个古代的哲学家，教主的资格还不十分完满。直到公元四世纪中，魏太武帝因崔浩之言，把寇谦之迎接到洛阳，请他升坛作法，替他布告天下，然后所谓道教，真个儿成为一种宗教，与儒、释鼎足而三了。这怕是秦汉时的方士始料未及的。
第七章
两汉的社会
汉承秦之后，秦代则是紧接着战国的。战国时代，封建的势力破坏未尽，而商业资本又已抬头。在汉时，还是继续着这个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