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曼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也许这出戏有可能演出一百五十次甚至二百次,但关于剧作者的流言蜚语,使人们变得冷静了。突然有人说,作者根本不是居住在西班牙的怪异医生,不是探索人类灵魂深邃的愤世嫉俗者,不是一尘不染的天真无邪的人,他就是大家讨厌的卡茨先生。人们对循规蹈矩的卡茨竟然创作了《罪孽》这出戏,感到莫大的失望!顿时,大家开始认为这出戏是低级庸俗的恐怖情节的堆砌,是如此地乏味和微不足道。这是卡茨先生编造的,人们感到上当受骗了。权威界人士恼怒地问:卡茨先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吗?又是从何时起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呢?卡茨是“教授”的业务顾问,这是令人羡慕的职位。不允许他冒充西班牙神经科医生,不允许他把人们投向深渊。最后,《罪孽》一剧不得不因此而撤销了。
任性的公众舆论,迫使卡茨倒台了。亨德里克却站住了脚跟,他以惊人的演技,博得了众人的欢心。舆论界称他为未来的巨人、正在升起的新星、伟大的希望。柏林的第一个戏剧旺季结束了,他感到满意、兴奋。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下一个演出期间的合同,按照新的约定签订了,“教授”不得已只好慷慨地把他的报酬增加了两倍。因为有人要挖墙脚,要把亨德里克挖走。“哦,您现在可以买许多新衬衣和香水了。”“教授”对这位戏剧界的新明星说。亨德里克像在赌场上赢了钞票似的笑眯眯地说:“‘教授’先生,我只使用科隆香水!”
夏季来临,亨德里克从他那两间阴暗的小房子里搬了出来,在新西区帝国总理广场租了一套向阳的高档住房,买了许多衬衣、黄皮鞋和色彩明快的西服。他开始学习开汽车了,经与几家经销商讨价还价,最终买了一辆时髦的篷式汽车。
巴尔巴拉对刚刚取得一点儿成绩的丈夫寄予了厚望,她希望他能飞黄腾达,永远战斗不息。于是,她驾车到将军夫人的庄园去了。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来拜访亨德里克,帮他布置新住宅。为他挑选钢质家具,并在墙上挂上凡高和毕加索作品的复制品。房间里显得有点儿空空荡荡,不过还具有高雅的情调。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对此赞叹不已。亨德里克像接受当之无愧的献礼一样,接受了她的爱情,这爱情似乎有增无减。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对他不再摆出一副嘲笑的面孔。她那柔和的黄褐色的眼睛,带着既伤感又贪婪、既消沉又眷恋的目光盯在她所崇拜的人身上。
“可怜的小安格莉卡,她想您想得都憔悴了。”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告诉亨德里克。不过她却隐瞒了她和安格莉卡抱头痛哭的情节,她们为失去了心上人而难过,但这不过是她们的单相思而已。
亨德里克同意赫尔茨费尔德夫人陪他去电影制片厂。这年夏天是他初次拍电影。在一部名叫《贼喊捉贼》的侦探片中,他担任主角,扮演一个不知名的、头戴黑色假面具的神秘大亨。此人全身都是黑色,连衬衫也是黑的。黑色使人联想到漆黑的灵魂,这个“黑魔王”是一帮匪徒的头领。匪徒们制造假钞票,贩卖毒品,有时也去抢银行,并且多次杀人。影片告诉人们,“黑魔王”做尽坏事,不仅因为他贪婪成性,冒险取乐,而且因为他所信奉的原则就是胡作非为。由于与一个女子不愉快的经历使他开始仇视人类。杀人放火是他本性的需要,犯罪就是他的信念。在被捕前不久,他向同伙坦白了这点。匪徒们对他们的头子敬而远之。因为“黑魔王”过去并非惯犯,而是个骁勇的骠骑兵军官。在这场戏里,亨德里克演得惟妙惟肖。当魔王剥去假面具时,在笔挺的黑色帽子和深色的衬衣之间,人们看见的是一张青白得可怕的脸,不管他如何堕落,他始终显得高贵,脸部带着悲怆的表情。
大电影公司的权威们被亨德里克残酷和痛苦交织在一起的表情所折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亨德里克的演技别具一格,而且还多才多艺,权威们认为,无论在首都还是在地方,他演的戏卖座率都会很高。他们付给亨德里克最高的报酬,数目已超出了他的奢望。他不得不拒绝一部分聘请,因为他与“教授”订的合同约束了他。他越是深居简出,电影公司的老板就越是疯狂地追着他。他们同卡茨先生和伯恩哈德小姐取得联系,要求在演出旺季重金聘请亨德里克参加几周的演出。电话、书信和商谈接踵而来,可谓应接不暇。然而,伯恩哈德和卡茨要求很高,甚至出重金也不能使他们动心,也不能使他们同意暂时转借他们的名牌演员。亨德里克变得奇货可居,大家都在争夺他。他在那高雅讲究的住宅里扬扬自得,自言自语,鄙夷地嘲笑舞台和电影界为争夺自己而展开的斗争。
真是发迹了!美梦已变成现实。亨德里克在思忖: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应该敢于幻想。美妙的憧憬正在变成现实,现实的要比幻想的好得多啊!他只要随意打开一张报纸,都能见到自己的名字。见多识广的伯恩哈德小姐,善于做这类广告。他的姓名正确无误,再也不会写错了。过去,在汉艺餐厅,他满怀嫉妒地觊觎着名角的荣誉。如今,他的名字如同著名演员一样,用粗体字印了出来。一次,一本重要的画报把亨德里克的照片在封面上刊登了出来。他想:克罗格看到了会流露出什么样的表情?还有门克贝格夫人、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先生,他们是怎么想的?那些曾怀疑过亨德里克的才能、对他傲慢的人,见他青云直上,定会肃然起敬的。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演期结束时,亨德里克已是大名鼎鼎的红人了。他事事称心如意,处处旗开得胜。在“教授”的各个剧院,他的发言权胜过剧院老板。不过老板很少待在柏林,大多数时间是在伦敦、好莱坞或维也纳。亨德里克控制了卡茨先生和伯恩哈德小姐,像过去对待施密茨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那样,他粗暴地对待卡茨和伯恩哈德。亨德里克可以独自决定上演哪些戏,撤销哪些戏,他与伯恩哈德小姐一起安排演员的任务,分配角色。那些要求上演自己脚本的作者,向他阿谀奉承;要求登台表演的戏子,对他不断献殷勤;故作风雅的阔佬,讨好他:因为他是时代的风云人物。
一切如同在汉堡时一样,而这里规模不同,气派更大。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有时会累得神经衰弱。一次在豪华的“野骑士”夜总会,亨德里克从凌晨一点坐到三点,周围麇集着一群崇拜他的人,而他则手执香槟酒杯,呻吟着从酒柜前的高椅子上溜了下来,他晕倒了,应该不是很严重,但周围的女士们都吓得尖叫了起来,浑身擦得香喷喷的伯恩哈德小姐照料着他(通常在亨德里克发病的时候总会有位忠诚的女士陪在他身边)。尽管如此,他倒乐意发病。歇斯底里小发作时,起初浑身轻度寒战,或一声不吭地晕倒了,后来痉挛性狂叫,四肢抽搐。折腾一阵以后,他像洗了一次治疗浴,精神振奋,精力充沛,又可去过他那骄奢淫逸的生活。
不久他就不再需要爆发他的神经危机了,因为特巴布公主朱丽叶又来到了他身旁。在柏林的第一个冬季,特巴布公主朱丽叶用威胁的口吻经常给他寄来错别字连篇的信,对此他都置之不理。由于巴尔巴拉忍受不了丈夫门庭若市、熙来攘往的社交活动,她来柏林的次数也日益减少。她那帝国总理广场旁雅致的新公寓经常空着,她宁愿住在枢密院顾问和将军夫人幽静的别墅里。巴尔巴拉几乎完全撤出了丈夫的生活圈。私生活的孤独,促使亨德里克给朱丽叶寄路费,让她到柏林来。没有朱丽叶的生活,缺乏激情。穿着高筒靴漫步在柏林红灯区的女人,趾高气扬,冷眼看人,但在亨德里克的心里她们代替不了朱丽叶,所以特巴布公主朱丽叶二话不说来到了柏林。
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亨德里克给朱丽叶租了一间房子,他俩每周至少幽会一次。他像作案的罪犯,把围巾一直缠到下巴,帽檐压得低低的,偷偷地溜去同情人幽会。“我这身打扮,要是有人当场把我识破,”他一边穿训练服,一边低声自语,“那我就完啦!一切都会变成泡影!”他那哆哆嗦嗦的样子,使朱丽叶感到十分有趣。为了欣赏他那颤抖的身躯,也为了从他身上敲诈更多的钱,朱丽叶不断威胁说,她要到剧院去,当他一登上舞台,她就要像野猫那样尖叫起来。“听懂了吗,小乖乖!”她的揶揄显得有点儿残酷,“总有一天,我要真这样干,比如在下周隆重的首场公演时。我要穿上五光十色的丝绸衣服,坐到第一排去。大大出你的丑!”这位朱丽叶小姐兴奋得直搓手。在准备教亨德里克练习新舞蹈以前,特巴布公主朱丽叶向他要了一百五十马克。随着亨德里克地位和声望的日益提高,她也讲究起来了。她使用高级香水,买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真丝手帕,手腕上的镯子叮当响。她爱吃甜食,经常买果脯,她把买来的果脯放在好多大纸袋里,用那粗糙的手指捏着果脯,然后一点一点用嘴啃着吃。亨德里克也乐意为她出血。用这种简单生硬的方式让“黑色维纳斯”敲诈一通,他觉得颇有一番情趣。
“我像当初那样爱着你!”亨德里克对她说,“我比当初更爱你。你一旦离开我,我才完全明白,你对我是多么重要!这座城市里的女人,真令人倒胃口。”
“那么,你的老婆呢?”来自原始森林的姑娘愤恨地笑着问,“你的巴尔巴拉怎样?”
“喔,她……”亨德里克既苦闷又鄙视地说,随即把脸转到了暗处。
巴尔巴拉日益疏远柏林,枢密院顾问几乎不在首都露面。以往,每到冬天,他总要来几次,做做报告,参加一些重要的社交活动。枢密院顾问说:“我不再喜欢去柏林了。唉,柏林使我开始害怕了。因为那里将要发生令我毛骨悚然的事件,最可怕的是我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似乎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存在。世人瞎了眼,他们寻欢作乐,争吵,斤斤计较,而就在这时,天空乌云密布,可世人却见不到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不,我已经不愿意留在柏林。也许我不会再来了……”
他还是来了一次,但不是来参加社交活动或到大学讲课的,而是就文化政策、政治和德国现状做一次长长的报告,演讲的题目是《暴行近在咫尺》,枢密院顾问在报告中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提醒资产阶级知识界,警惕即将来临的风暴,这场风暴无耻地打着“觉醒”和“民族革命”的招牌,实质上意味着黑暗和倒退。这位长者讲了一个半小时,听众大声喧哗,有的鼓掌,有的喝倒彩。
这位资产阶级学者,曾访问过苏联,因而招致右翼的仇恨和民主党的怀疑。他利用在首都的最后一次机会,同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如政治家、作家和教授交谈。结果表明,彼此意见分歧很大。朋友们讽刺地问道:“枢密院顾问先生,您思想上的宽容到哪里去了?您的民主原则到哪里去了?您变得使我们几乎认不出您了。您的讲话让人觉得您更像平庸的激进政治家,不像有文化素养的人。一切有文化素养的人会认为:对纳粹党人只能采取教育的方法。要以民主为手段,千方百计去驯化这些人。不是去反对他们,而是去争取他们。我们要劝这些年轻人,支持魏玛共和国。而且,亲爱的枢密院顾问,敌人在左翼。”
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不得不听取某些意见。有人认为,纳粹内部“毕竟仍然存在健康的立志建设的力量”;有的说,“我们老一辈人对年轻人的民主激情,不要不理解就横加反对”;有的则认为,它关系到“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本能”,它“健全的理智”防止了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德国毕竟不是意大利”,等等。布鲁克纳感到沮丧和失望,他启程离开了柏林市,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尽力逃避的那个社会,却是亨德里克深信可以大展宏图的沃土。
凡是有钱的或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人,一定会受到柏林沙龙的欢迎。在蒂尔加藤和格鲁内瓦尔德黑市商人的豪宅里,投机商、赛车运动员、拳击手和名演员荟萃一堂。一位大银行家为能邀请亨德里克·赫夫根光临而感到十分荣幸。当然,最好也能把多拉·马丁请到家里来做客,哪怕她待上十分钟也好,但是她谢绝了。
在午夜前,亨德里克决不露面。他演完夜场戏,还要赶到音乐厅演唱歌曲,唱一次七分钟,报酬三百马克。他到场后,向穿着时髦的观众表示敬意。观众们却对他哼起了那首著名歌曲中的副歌:
这么难以置信,
如此疯狂至极,
难道我已全然堕落?
上帝啊,这到底是为何?
亨德里克含笑致意,穿过人群,后面跟着两个忠实的侍从——卡茨先生和伯恩哈德小姐。在观众中有故作风雅的犹太财阀,有思想激进而不学无术的文人和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从来不读书,因而受到文人们的推崇。“他看上去不是像勋爵吗?”跟在他身后的一个首饰丰盈的太太窃窃私语,“他的嘴多么性感!他的眼睛多么冷峻!他的晚礼服是用上等呢料做的,价值一千二百马克。”在沙龙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声音在说:“亨德里克是多拉·马丁的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