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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他同伯恩哈德小姐睡过！”深知内情的人说。
“那他的妻子呢？”一个涉足柏林社交界不久，稚气天真的年轻人问道。回答他的是轻蔑的笑声。年迈的枢密院顾问，在政治上遭到反对和无端攻击以后，他的家庭不再受人尊敬。大家一致认为：对于搞不清的问题，学者不应该囫囵吞枣。此外，人们认为逆潮流而行是愚蠢的。一个现代人，对纳粹争取祖国前途的运动，应该有所理解，这个运动包含许多积极的因素，至于前进道路上的小小缺点，例如反犹太主义，迟早会改正过来的。
文人们认为：“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不会再有前途，这点我们不必再讨论了。”拳击手和银行家对此不持异议。
“赫夫根先生，您能在百忙中抽出一小时来看看我们，这多么令人激动啊！”女主人对她迷人的来客献殷勤，同时把一小碟鱼子酱递给他，“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啊！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两位最最热烈崇拜您的人。这是米勒·安德烈埃先生，他在社会新闻栏目经常发表令人着迷的文章，这点您准知道。那位是我的朋友，法国著名作家皮埃尔·拉律。”
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是位灰发的潇洒男子，红润的脸上向外鼓着一对碧蓝的眼睛。他那妩媚的太太出身于贵族家庭，众所周知，他是靠太太的上层关系生活的。利用这种关系，他收集柏林社交界的种种传闻，发表在他在杂志上创办的小栏目上。在这声名狼藉的刊物上，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每周在“您晓得吗？”专栏里，发表闲聊文章。杂志之所以受欢迎，应要归功于这些妙趣横生的文章。例如有的文章写道：资本家甲的太太同抒情男高音乙去比亚里茨旅行；伯爵夫人丙，每天下午要到阿德隆饭店喝茶跳舞，她爱跳舞，不是因为那里的乐队水平高，而是同一个男妓去幽会，等等。米勒·安德烈埃先生善于用这类桃色新闻吸引和诱惑读者。他的奢侈生活，不是靠发表这类文章来维持，而是靠不发表这类“闲聊”文章捞到的大笔的钱来维持的。例如，有的太太们给米勒·安德烈埃汇寄巨款，请求他不要在专栏里提她们的名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否认，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是个卑鄙的讹诈者。可是，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
亨德里克的另一个热烈崇拜者是皮埃尔·拉律。他长得又矮又小，他对亨德里克伸出一只小白手，用任性的女高音说道：“幸会，幸会，亲爱的赫夫根先生！请问您的地址在哪儿。”他熟练地掏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我希望您下次到埃斯帕拉那达饭店的舍下就餐。”他低声说，语音如萧萧的长笛声。拉律先生有一张如老处女般尖尖的脸，脸上布满细纹，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双既锐利又咄咄逼人的眼睛里恍恍惚惚地闪出非常好奇的目光；他生命的真正动力和唯一内容，是用这双闪光的眼睛去追逐人们的姓名、地址，等等。拉律先生一天不结识一个新朋友，他就会悲惨地死去。然而，只要他待在柏林，不时地抬出知名人物以提高其身价，就会避免这种境遇。外国人在柏林沙龙里，特别受欢迎。一个德语讲得蹩脚的客人，犹如拳击手、公爵夫人和电影明星一样，给上层社会带来了体面，何况这位客人还是个洋阔佬，他为埃斯帕拉那达旅馆筹办风味别致的宴会时，荣幸地见过好几位国王，甚至认识威尔士亲王。对拉律先生来说，任何大门都是开着的，德高望重的德国总统也接见过他。他一方面同波茨坦最高级别、最反动的家族有来往；另一方面，又与左翼激进的年轻人有联系。他想把这批年轻人作为“我年轻的共产党同志”，带到银行经理的府上。
皮埃尔·拉律记下了亨德里克的电话号码以后，说：“昨天，我在冬季花园欣赏了您的表演。”他风趣地重复那人人会唱的叠句，“真是难以置信……”接着他又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声像秋风吹动枯叶发出的沙沙声响。“哈，哈，哈！”拉律先生大声地笑着，惨白的瘦骨嶙峋的双手，在胸前搓来搓去。尽管室内温暖如春，但他仍把脸深深地缩进了黑色的羊毛围巾中。
真是难以置信！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德国的一切都金光灿烂，无与伦比，民众可以高枕无忧。
有危机吗？有失业吗？有政治斗争吗？共和国不仅失去了自尊心，而且连自卫的本能也丧失殆尽，她在全世界面前，忍受最无耻、最粗暴的敌人的嘲笑。这样的共和国还能存在吗？
富豪们正在豢养和支持敌人，能使他们担心的只有一件事：也许，政府会把他们的钱囊洗劫一空。柏林会发生会议厅激战和每晚的巷战吗？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每日都致死的内战？工人的脸会被年轻的褐衫队员踩碎、喉管会被割断吗？而他们伟大的人民领袖——“建设志士们”的头头、重工业资本家和将军们的宠儿，不正在无耻地公开打电报给残暴的凶手表示祝贺吗？同一个煽动家，要求公开赞同“长刀之夜”。正是他发誓：要让人头滚滚落地，而他自己只要求“通过合法道路”上台。难道只有他可以例外地逃脱处罚吗？他敢向全世界进行威胁和挑衅吗？
真是难以置信！政府改组了各部，新的成员并不比老的高明。难道应该这样彻底堕落下去？在德高望重的陆军元帅的府邸中，大地主们正在阴谋策划推翻摇摇欲坠的共和国。民主党人发誓：敌人在左翼阵营。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警察局长，下令向工人开枪，然而，却让那狺狺的吠声，日复一日地疯狂叫嚣。他要利用刑事法庭和“血洗”的手段，消灭现有的制度。
亨德里克·赫夫根擅长扮演优雅的流氓、身穿燕尾服的凶手、诡计多端的朝臣，他对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感而不觉，似乎与柏林市没有任何关系。他只知道舞台、摄影棚、化装室，以及几家夜总会，几个时尚豪华的沙龙。局势正在变化，他难道没有感觉到吗？魏玛共和国诞生时，人们对她寄托多么大的希望，如今她却奄奄一息。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的岁月正在消逝，亨德里克感觉到了吗？他演了这场戏再演下一场，拍了这部电影再拍下一部，就这么过着日子，他数着“拍影日”和“排练日”，未能觉察到雪在融化，枝头萌出了花苞或浓密树叶当头，微风拂香，世上还有花草、土地和流水。他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不知疲倦，他永远处于高度紧张的歇斯底里状态，享受命运的恩赐，忍受命运给予的苦难。他感到自己的命运非同一般，实际上命运无非是事业边缘粗俗而闪光的花饰。所谓事业，正濒于死亡，亵渎心灵，趋向灾难。
真是难以置信。他究竟干了哪些事，为了哗众取宠他到底想了哪些别出心裁的名堂，也不胜枚举。为了不受约束地利用每次出现的诱人的机会，亨德里克解除了同“教授”各剧院签订的合同。这使伯恩哈德小姐惊慌失措，苦恼至极。
他拍电影赚钱，剩下的时间他到处为剧院演戏或编剧。人们可以在银幕上、舞台上见到他穿着各种盛装艳服的形象：穿刺绣服饰的十八世纪贵族，头戴王冠的东方君主，穿古罗马宽外袍的人，摇身一变，又成了普鲁士国王或穷困潦倒的英国勋爵。还有一些世俗的形象，如身穿高尔夫球衫、睡衣裤和燕尾服的各类人物。在大型轻歌剧里，他装腔作势地演唱无聊的小调，只有笨蛋才会认为这些小调妙趣横生；在古典戏剧里，他的动作潇洒又懒散，给人的印象是：席勒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成了博人一笑的滑稽戏，布达佩斯或巴黎按廉价剧本上演的笑剧，经他略施小技，便能哗众取宠，使观众忘却这是毫无价值的拙劣之作。“这个亨德里克”真是无所不能啊！但是如果对他的成就逐一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任何成就都不是一流的，当导演，他永远达不到“教授”的水平；当演员，他不是劲敌多拉·马丁的对手。多拉·马丁是天上的第一颗明星，而他则是闪烁着划过天空的彗星。他的成绩是多方面的，这使他成名，从而声誉不断提高。观众对他的整体评价是：通过努力他难以置信地成功完成了多项任务！评论家们则以高雅的言辞重复了同一评语。
亨德里克是激进资产阶级和左翼媒体的宠儿，也是上层犹太沙龙里的红人。他不是犹太人，因此他在社交界尤其吃香。柏林的犹太上层人物“留金黄色头发”。右翼激进报刊，则日复一日怒气冲冲地宣传通过激进的“净化论”（鲜血与土地）净化血统和占有土地，恢复德意志文化。他们对演员亨德里克持怀疑和反对态度，把他当作“文化布尔什维克”。他偏爱法国戏剧，混迹于上流社会，但又显露出极端的反民族情绪，主张世界大同，加上犹太报刊编辑写杂文为他捧场，这些都促使他成了可疑的人物。他拒绝上演民族主义戏剧，招致这类剧作者的怨恨。例如，凯撒·冯·穆克是正在兴起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文艺界的代表，他在剧作中用绞死犹太人与枪毙法国人等内容来代替民族间的对话精神。凯撒·冯·穆克把瓦格纳的一出歌剧做了新的改编，亨德里克上演该剧，引起了轰动。人们称他的表演是“迎合低级趣味的最拙劣的艺术，是腐败的实验，是深受犹太人的影响，是对德意志文化遗产的疯狂亵渎”。“赫夫根先生讥讽的言辞漫无止境，”凯撒·冯·穆克写道，“为了给选帝侯大街的观众提供新的消遣，他竟然冒犯德国最伟大、最受人尊敬的艺术巨匠——理查德·瓦格纳。”亨德里克和一些激进的作家，对文人们宣扬“血统论”和主张夺取领土一类的胡言乱语，感到极为有趣。
亨德里克同共产党和半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有时，他在位于帝国总理广场的寓所里设宴招待年轻的作家和共产党的干部，用招摇的言辞一再向来者表白，他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他热切希望爆发世界革命。他同革命者交往，不仅因为他认为革命者有朝一日真的会上台，花一笔钱是值得的，而且因为自己的灵魂也需要一个归宿。人往高处走，亨德里克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只会赚大钱的戏子。他不愿意把全部精力消耗在目前的行当中，他一方面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行当，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又相当蔑视这个行当。
亨德里克吹嘘自己的生活内容之丰富是他的同事们无法比拟的。例如多拉·马丁，就是这个了不起的多拉·马丁，虽然名气比他大一截，但是她的内心世界又怎样呢？她做梦都忘不了报酬，时刻希望能签订拍新片的合同。亨德里克如此这般评论多拉·马丁，其实他对她却一无所知。
他同原始野人朱丽叶的关系，不仅仅是两性的，而且是复杂的、神秘的。亨德里克珍视这种微妙的关系状况。有时，他也认为，他同被他称为善良天使的巴尔巴拉的关系远没有了结，而是藕断丝连，还可以擦出火花，带来奇迹和惊喜。当他内心的这些想法在脑海中掠过时，他总忘不了巴尔巴拉，总要把她牵扯上。可实际上，他同巴尔巴拉的关系正日益淡化。
他内心世界中最重要的成分是革命信仰。他从不否认这一凸显其追求正确性的不寻常标志，这使其比柏林的其他一般性演员更显得出类拔萃。为此，他积极而巧妙地同乌尔里希斯保持着友谊。乌尔里希斯放弃了汉堡艺术剧院的工作以后，在柏林市北经营一个政治话剧团。
“现在，应该把我们的全部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乌尔里希斯说，“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决战时刻已经来到！”
乌尔里希斯的“海燕”剧团，以演员卓越的表演技巧和剧本辛辣的讽刺内容，不仅仅在工人阵营引起了轰动，还影响了其他阶层。参加剧团的人员中，除著名的作家与演员外，还有年轻的工人。亨德里克认为，自己可以在“海燕”剧团的小小舞台上抓住难得的机会大显身手。就在乌尔里希斯为俄国作家的访问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他向观众宣布了一个特别的消息：国家剧院著名演员亨德里克将客串演出。乌尔里希斯还未介绍完，亨德里克已从幕后矫健地走到了台前。他身穿最朴素的灰色西服，也没开自己的奔驰汽车，而是坐出租汽车来的。“不要提著名的！不要提国家剧院！”他用清脆嘹亮的声音做了演讲，以优美的姿势举起双臂，“我是你们的同志亨德里克！”大家对他报以欢呼声。翌日，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伊里希博士在《证券交易报》上写道：演员亨德里克一举赢得了柏林工人阶级的心。
由于以往戏剧演出都安排在柏林西区，以追求最大的商业利益，这受到了居住在柏林市郊的无产阶级的反对。现在亨德里克到市郊这些小地方来，演出时出现的这番如此感人的景象，使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安慰。亨德里克属于先锋派！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一种内在意识的驱动，而对于像伊里希这样的文学界成员来说，在谈论亨德里克时更应该了解这个思想。凯撒·冯·穆克这类可笑家伙的无端攻击无疑就证明了这点。亨德里克也是文学先锋！对瓦格纳歌剧作新的改编，这种大胆的尝试，当然会引起落后的顽固派的勃然大怒。他老调重弹，声言要建立一个先锋“实验舞台”，上演现代室内剧。这美好的计划，如同他在汉堡想建立革命剧团一样，没有付诸行动。可他常常津津乐道，吊人胃口。多年来，使许多年轻演员和作家陶醉于这项计划。他既然是革命的中坚分子，当然要为此付出努力。经乌尔里希斯的介绍，亨德里克把募捐来的钱献给了共产党的一些基层组织，虽然捐的钱并不多，但他却赢得了声誉。
谁能说他在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正积极争取实现当代的伟大目标，解决时代的重大课题，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亨德里克对自己的激进思想扬扬自得，因此他瞧不起巴尔巴拉的不坚定性。他认为，巴尔巴拉在枢密院顾问的豪宅和将军夫人的庄园里过着悠闲、自私的生活，沉溺于知识分子怪僻的追求和忧虑中。
对巴尔巴拉的忧虑或追求，亨德里克又了解些什么呢？他对整个人类又了解什么呢？他对人类与政治不都一样不了解吗？现在小柏克真的成了他的仆人。皮埃尔·拉律先生在埃斯帕拉那达饭店设丰盛晚宴招待的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同志”，亨德里克关心他们吗？难道他会更多、更深切地去关心被自己称为是“生命中心”的那些女人吗？
亨德里克是否重新考虑过情人朱丽叶的内心活动呢？他认为朱丽叶会变得惊人地残忍和快乐。朱丽叶得到了许多钱，又可以挥舞鞭子了，她还有什么理由不满意呢？然而，亨德里克从来没有思考过，非洲女郎用阴郁的神情盯着他用意何在。捉摸不定的命运，把异族少女从风光明媚的大自然抛进了这个声名狼藉的文明世界，她是否思念家乡，盼望回到更漂亮的非洲去呢？她那神秘莫测的心，是真正爱上了这位脸色惨白、追求痛苦的朋友，还是开始恨他呢？这一切，亨德里克都不理解。对于他来说，特巴布公主朱丽叶只是个具有魅力的野蛮女性、野美人。只要他向她屈服，就永远能从她那里吸取新的力量。
他不了解朱丽叶，同样也不了解巴尔巴拉，也不了解自己的母亲贝拉。可怜的妈妈的来信，他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她诉说：“丈夫克贝斯和女儿约茜是两个活跃而又十分轻浮的人，他们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父亲克贝斯的生意彻底破产了。经济危机！”贝拉夫人在信中怨天尤人地写道，“你善良的父亲也成了危机的牺牲品。他的全部投资和存款化为乌有。要不是儿子在关键时刻汇来一大笔款，可怕的灾难会吞掉整个家庭。”妹妹约茜还是老样子，每半年至少要订一次婚，每次订婚总是那么不称心，每次解除婚约，母亲总感到松了一口气。
尼科勒塔到柏林来过一次，但待了没多久就被她的丈夫马德尔用一封威胁埋怨的电报催了回去。“我和他一起生活，感到非常非常幸福。”尼科勒塔声称。如往昔那样，竭力让自己的眼睛闪亮。后来，真相大白：两年以来，马德尔一直住在疗养院里，尼科勒塔在他身边充当护士，陪他度过了艰难时光。当谈到这位天才对自己表示真诚的感谢时，她从内心发出了温柔的微笑。
“现在他的身体好多了。”她充满希望地说，“不久我们要到南方去，他需要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