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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赫夫根院长举行婚礼的照片充斥在柏林所有的报纸上。他娶尼科勒塔为妻，由米勒·安德烈埃和本亚明·佩尔茨当证婚人。总理为了祝贺他们的婚礼，送来了一对黑天鹅。天鹅养在“亨德里克宫”的花园小池塘中。一对珍贵的黑天鹅啊！记者们赞叹这是馈赠礼品的创举。只有像将军夫人那样有身份的人才知道，过去早已有一位酷爱艺术的帝王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给他的宠儿里夏德·瓦格纳赠送过同样的礼品。
独裁者也为新婚夫妇发来了贺电。宣传部长为献殷勤送给新婚夫妇一篮兰花，花儿色泽过于鲜艳，似乎含着毒汁，暗示受礼者吸入花香就要丧命。皮埃尔·拉律用法语写了一首长诗。特奥菲尔·马德尔打电报诅咒他们，生产不久的小安格莉卡因彻底失去心之所爱而感到伤心，再次哭泣。所有的编辑部都把亨德里克和特巴布公主朱丽叶的有关材料藏到最底层、最隐蔽的抽屉里去了。伊里希博士向他的女秘书口授了一篇评论，称尼科勒塔和亨德里克是“最美的一对地地道道的德国夫妻”，是“具有最纯洁种族和最富贵气质、全心全意为新社会服务的、两个朝气蓬勃的人”。只有一家与宣传部关系密切的报纸敢于公开提出尼科勒塔历史上的疑点：人们祝贺这位少妇遗弃了“特奥菲尔·马德尔这个流亡者、犹太信徒和文化界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又重新积极地参加了民族的文化生活。在众多祝贺文章所弹奏出的悦耳交响乐中，马德尔的名字是不和谐的音符。
尼科勒塔带着大大小小的皮箱从帝国总理广场搬到格鲁内瓦尔德别墅。当婢女帮她把衣服、饰物从箱子里拿出来，看到一双红靴子时，她吓了一跳。但女主人声色俱厉地说明，这双靴子是配亚马逊女战士戏装用的。“我演彭茜莉娅时就穿它！”尼科勒塔的声音带着奇妙的高兴劲儿。婢女被这外国人的名字和女主人发亮的双眼吓得不敢再问下去了。
晚上，“亨德里克宫”举行了盛大宴会。相比之下，亨德里克在枢密院顾问家里举行的第一次婚礼，显得很是寒酸。此时此刻，仙王奥布朗和仙后提泰妮娅放射出颇具魅力的光辉。他俩挺直了身子，缓步从参加婚礼的客人身边穿过。新郎高高翘起下巴，新娘则以高雅的姿势提着曳地长裙缓步走在新郎身边，她的金银首饰叮当作响，头发上戴着大朵大朵漂亮的造型各异的玻璃花。尼科勒塔的脸上抹了浓艳的脂粉，而亨德里克铁青脸上的微微磷光在闪烁。他俩强作笑脸，微笑中甚至蕴含着痛苦。他们目光呆滞，眼睛直直地穿过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盯在远处的某个物体上。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的眼睛为何半睁半闭，目光发呆？嘴角的微笑为何僵直、凝固？
也许是巴尔巴拉锐利的双眼在隐蔽处凝视着他们。巴尔巴拉曾经是尼科勒塔的朋友，但现在两个人之间已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巴尔巴拉目前正在异国他乡执行庄严而艰巨的使命。也许他俩的眼前出现了马德尔这个荒诞的殉难者的面孔，马德尔半盲半智，他痛苦地忏悔自己的倨傲和孤芳自赏，现在正凄恻而愤怒地看着背叛了他的尼科勒塔。也许他俩谁的面容也没有看见，而只是些以往暗淡但又势不可当的憧憬。他俩似乎看到了自己令人厌烦的、可耻的叛变道路。而在这愚蠢的世界上，这些倒退与衰败可能会使人更快的飞黄腾达。现在，这两个浑身闪烁着光亮、面带微笑的人永远地结合在了一起，犹如两个叛徒。然而把他们连在一起的纽带不是爱情，而是仇恨。
正当“文化委员会”举行亲切的社交聚会，正当国家巨头们在饭店的大厅为本民族受难的同胞募捐，同时使第三帝国可以用募捐得来的钱到国外去搞宣传，正当庆祝婚礼、演唱抒情曲、无穷无尽地做报告的时候，全面独裁、专政的政府正继续其可怕的治国方针，进而在其前进的路上尸体越堆越高。
一些外宾来到德国访问，来访的人中有英国勋爵、匈牙利记者和意大利部长等。他们赞扬这个国家非常干净，他们称随处可见到笑容满面的人们，由此他们相信，“元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
但事实恰恰相反，在纳粹党的核心人物中也出现了反对派，构成了对统治者的威胁，致使令人讨厌的执政三驾马车——“元首”、胖子和跛子——不得不突然采取行动。为独裁者建立一支私人军队的那个人，前天宣传部长还在对他笑脸相迎，普鲁士总理称他为“最忠诚的同志”，突然在一天夜里，“元首”亲自从床上把此人拖了下来，数小时之后此人遭到了枪杀。枪打响之前，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和这个最忠诚的同志之间出现了一幕高层领导人中异乎寻常的场面：这个最忠实的同志指着“救世主”骂道：“你是无赖！你是叛徒！”他敢于说真话了，因为他感到命运的丧钟已经敲响。受他牵连的数百名不识时务的老党员也丢了性命。同时，数百名共产党员也惨遭杀害。借着大屠杀之机，胖子、跛子和“元首”把那些反对自己或对自己前途有碍的人物统统清洗掉了。被清洗的人中有将军、作家和前任政府的总理，统治者无须甄别，就把人杀掉。有的人的妻子也因受株连而遭枪决。“元首”一再强调要让“人头纷纷落地”，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这次小规模的“清洗运动”，是先斩后奏的。勋爵们和记者们发现“元首”精力充沛，内心虚伪，行动有效。一方面他温文尔雅，爱动物，喜素食，不沾肉味；另一方面，他能目睹最忠实的同志一命呜呼，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在这次血腥屠杀之后，人民变得更加“敬爱”自己的“元首”了。对屠杀感到厌恶和可怕的人孤独地散居在全国各地。浮士德曾经悲叹过：“我一定要活到最后，亲眼见见张狂的刽子手是如何赢得人们的赞叹的。”
许多人被杀害了，他们唯一的罪行在于誓不放弃社会主义信仰。不过，下令处决他们的这位“救世主”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救世主”声称，他热爱和平，然而他却把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投入集中营，严刑拷打，最终杀害。德国青年把“和平主义”当作骂人的话，他们不再需要读歌德和柏拉图的书了。他们学习射击和投弹，进行夜行军训练。当“元首”祈祷和平的时候，他们心里很清楚，那是他在开玩笑。
这些按军事要求组织的、受过训练的、有纪律的青年只有一个目标：发动复仇战争和征服战争。他们疯狂地喊道：阿尔萨斯-洛林是德国的，瑞士、荷兰、丹麦、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也是德国的，奥地利更不必说，也是德国的。德国必须收回它的殖民地。顿时，全德国成了一座兵营，军火工业蒸蒸日上。军事总动员，永无休止。外国人像着了魔似的看着这个可敬可畏的景象，犹如兔子紧盯着要将其吞噬掉的蛇一样。
暴政下的生活也有其乐趣。人们喊出的口号是“力量来自快乐”。人们被迫参加当局安排的种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成为全民的节日。诸如庆祝萨尔河是德国的；总理同林登塔尔结婚（送来的结婚礼物价值数百万马克）；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并恢复了它的国防主权。每一个条约的撕毁，如凡尔赛条约、洛迦诺条约，等等，也会成为全国节日。什么“强制性公投”也会演变成一个节日。全民节日一个接着一个。旷日持久的庆祝活动有迫害犹太人，公开批判同犹太人一起犯有“污辱种族罪”的姑娘，迫害天主教徒。人们清楚地看到，天主教徒的命运并不比犹太人好。有人控诉犹太人，指责他们搞外汇走私，其实数额很小，而那些所谓的民族领袖却把巨额财产偷运国外。旷日持久的庆祝活动还有镇压“反动派”（“反动派”一词没有准确的含义）。对纳粹来说，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被“铲除”，但仍然有危险。德国文化已“去除犹太”的影响，然而其作品却单调无聊，无人问津。黄油虽说紧张，大炮却更为重要。“五一”以往曾是无产阶级的节日，而今天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博士，活像在香槟酒里泡得浮肿的尸体，发表了一些关于生活乐趣的讲话。人民对这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庆祝活动难道没有开始感到厌倦吗？也许人民已经厌倦了，人民开始抱怨，但大喇叭和大话筒里的嗓音压倒了人民的呐喊。
谁站出来进行反抗，谁就要承担灭顶的风险。谁说真话，谁就要遭到撒谎者的报复，谁要宣传真理并为真理而斗争，谁就会受到死亡和恐怖的威胁。在第三帝国的牢房里，人在死亡之前，要经历种种的恐怖与苦难。
乌尔里希斯胆大包天，走得太远，他的政治朋友交给他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他的同志们认为或希望，他在国家剧院的地位给能他提供某种掩护，因为他所处的环境要比其他同志优越。这些同志们隐名匿姓躲躲藏藏地度日，他们由于盖世太保特务的追捕而四处逃难，像罪犯似的受到警察跟踪，犹如窃贼或凶手那样在全国遭到通缉。乌尔里希斯投身于革命，并积极为之奋斗。他准备做出牺牲，一天早晨，他终于被捕了。
当时，人们正在国家剧院排练《哈姆雷特》剧本，院长担任主角。乌尔里希斯扮演侍臣盖登思邓。排练时，他没有到场，事先也没有请假，亨德里克吓了一跳。他预感，甚至心里很清楚，乌尔里希斯出事了。他让剧团继续排练下去，自己提前退了场。他从乌尔里希斯房东那里得知，清晨，三个便衣把乌尔里希斯带走了，他立即给总理府打电话。总理居然亲自接了电话。当亨德里克问总理是否知道乌尔里希斯被捕的事，总理却心不在焉、毫不客气地说，“我根本不管这种事，”总理有点儿发火，“如果我们的人把他关起来了，说明他准干了坏事。一开始，我对这家伙就有怀疑，过去‘海燕’就是个肮脏的地方。”亨德里克进而要求总理设法减轻乌尔里希斯的判刑，总理断然回答：“不行，亲爱的，您不要多管闲事！”他发出腻烦而严厉的声音，“您得放聪明点儿，还是多管管自己的事吧！”语气中颇带点威胁的味道。这语气暗示亨德里克也曾作为“同志”参加过“海燕”的演出，语调令人不快。
亨德里克明白，如果此时执意关心老朋友的命运，自己就要冒失去最高恩宠的危险。“过几天再说吧，”亨德里克决定，“等胖子情绪好一些，我再谨慎地试试，同他谈谈这个问题。我要从监狱或集中营里把乌尔里希斯救出来，然后把他送往国外避难，了结我的心愿！他的毫无意义的疏忽大意，他对英雄事迹过时而又天真的理解，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麻烦……”
两天过去了，亨德里克没有探听到乌尔里希斯的任何消息。他开始惴惴不安。他也不敢给总理打电话，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给林登塔尔打电话。这位大人物善良的夫人为能重新听到亨德里克亲切的声音而感到高兴。他在电话中急忙解释说他的嗓音的确还很好，他也为又听到对方的声音而感到高兴。亨德里克继续说，不过这次打电话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我为乌尔里希斯担心。”亨德里克说。
“为什么要‘担心’呢？”金发女郎林登塔尔大声说，“他已经死了。”亨德里克居然蒙在鼓里，她对此表示惊讶，甚至感到好笑。
“他已经死了。”亨德里克轻声地重复着。他没说声“再见”，就把电话听筒挂上了，这使总理夫人感到莫名其妙。
亨德里克不假思索，立即命令他的司机直接把车开到总理家。总理在工作室接待了他。总理身穿一件稀奇古怪的长袍，领子和袖口镶着貂皮。脚旁伏着一条斗牛犬，写字台后面的墙上一块黑布衬托着一把满是缺口的闪亮的宝剑，台边大理石底座上是“元首”的半身雕塑像，“元首”失神的目光死死盯着两张相片，一张是洛特·林登塔尔饰演米娜·冯·巴黑尔姆的剧照，另一张是斯堪的纳维亚妇女的肖像画，正是这位妇女曾英勇地用汽车把受伤的冒险家送到了意大利。现在在她的坟墓上面筑起了一个巨大的陵墓，大理石圆顶闪闪发亮，墓碑上烫着金字。这位鳏夫这样做名义上是为表示对亡妻的感谢，实际上是为妄自尊大的自己竖立纪念碑。
“乌尔里希斯死了。”亨德里克一见到总理便这样说道，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当然死了。”总理在写字台旁回答说，他看见亨德里克脸色苍白，像一道惨白的光在闪亮。“看来是自杀的。”总理板着脸说道。
亨德里克感到一阵眩晕。他尽量使自己镇定，然而他脸部却显露出恐惧的表情，他用手按着自己的前额。这是完全真实、毫不虚假的表情。总理这位大人物对他机灵的宠儿居然如此失态表示失望。他站起来，挺胸凸肚，样子有点儿吓人。身旁那条可怕的猛犬也跟着站了起来，狺狺作声。
“我曾警告过您，”总理威胁说，“我再重复一次，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习惯说第二遍话的。您少管闲事！”这些话说的斩钉截铁。亨德里克胆战心惊，似乎感到深渊就在脚边，只要胖子（总理）一挥手，随时都能把自己推入深渊。
总理缩着脖子，脖子膨出三道皱纹。他的小眼睛闪闪发光，他的眼睛布满鲜红的血丝。这位怒气冲冲的暴君，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了头上。“这是件肮脏的勾当！”他继续说，“乌尔里希斯卷了进去，他是畏罪自杀的。您身为国家剧院院长，根本不需要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操心。”
总理说“卖国贼”时，声音响得像在吼叫。亨德里克感到一阵头晕，真的感到深渊就在脚边。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跌下去，他立即一把抓住身边那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沉重的椅子的扶手。他请求总理准许他回家，总理冷冰冰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剧院里的人们不敢议论同事乌尔里希斯的“自杀”，然而通过小道消息，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不是被枪决的，而是被活活打死的。敌人对他施行严刑拷打，逼他招供同志和朋友们。他英勇不屈，盖世太保既生气又失望，因为在他的住宅里没有找到任何材料。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连笔记和地址条也没有留下。看来盖世太保要从他嘴里捞到点儿什么，已没有多大希望，结果他越是顽强，越是折磨得厉害。
“亨德里克，这很影响你的情绪吗？”尼科勒塔问她的丈夫，她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好奇，“这使你很难过吗？”
亨德里克不敢正视她的目光。“我和乌尔里希斯相识已久……”他低声说，像在请求宽恕。
“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冒险，”尼科勒塔说，“既要赌钱，就得准备输光。”
亨德里克感到此时谈话很不投机，喃喃地说了一句：“可怜的乌尔里希斯！”
尼科勒塔尖刻地问：“为什么‘可怜’？”她接着补充说，“他认为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为自己的事业而牺牲，他是值得羡慕的。”稍停片刻，她又梦幻似的说，“我要给马德尔写信，告诉他乌尔里希斯死了。马德尔敬佩那些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生命的人，他喜欢坚定不移的人，他自己就是个为执着追求而勇于牺牲的人。”
亨德里克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乌尔里希斯不是什么特殊的人物，”他说，“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是伟大事业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话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灰白的脸上掠过一丝红晕。他为自己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而感到羞愧。乌尔里希斯之死使亨德里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句话的严肃性。他一刹那理解了这句话的分量和庄严，感到此话竟然出自自己之口，实在是亵渎了它的严肃性，也是一种嘲弄。
政府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参加乌尔里希斯的葬礼，因为他是“害怕人民法庭的正义审判而畏罪自杀的”。政府把被他们摧残得不像样子的乌尔里希斯的尸体草草埋掉，就像埋掉了一条死狗一样。死者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寄一些钱来，要求为乌尔里希斯买口棺材和树一块小小的墓碑。她写信要求按基督教仪式安葬她的儿子。她寄来了书信，纸上泪痕斑斑，字迹几乎无法看清。但教堂奉命拒绝派神父为死者做祈祷。
实际上这个可怜的老妇人一无所有，她无法支付买棺材和立墓碑的费用。死者的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从柏林给她寄来全部安葬费，还详细交代她把钱寄到何处去。“请您原谅我不能透露我的真实姓名，”匿名者写道，“您一定会理解我不得不谨慎行事的原因并赞同我这样做的。”
老妇人丝毫不理解这个行动。她感动得哭了，并且感到奇怪。她摇摇头，做完祈祷后，把刚从柏林寄来的钱又寄了回去。
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先烈的墓碑和棺材的费用是从纳粹国家剧院院长先生的高额薪俸中支付的。这是亨德里克·赫夫根为他的朋友乌尔里希斯花的最后的一笔钱，也是对死者最后的一次污辱。亨德里克给乌尔里希斯的母亲寄出钱以后，感到一身轻松。他的良心得到了一点儿安慰，在“为将来留一条后路”方面，他又积累了一点儿资本。几天的紧张情绪缓解了，他的精神负担减轻了，他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哈姆雷特》的排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