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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离我们这儿只有几条街，所以我们想步行前去。这样一来，我们就路过了那家本要与赛吉碰头的酒馆。我搂着妻子的腰，她的手则搭在我的夹克下方。酒馆门口上方挂着店家卖的桶装啤酒的广告牌，闪着温暖的红白色灯光。“我们来得太早了，”我说，“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如果我们现在就去餐厅的话，那我们就太过准时了。”
我妻子，哦，或许我不该这样称呼她。她叫克莱尔。她的父母给她起名叫玛丽·克莱尔。但是不知何时起，克莱尔不想再叫一个听上去与女性杂志无异的名字，所以有时候我故意叫她“玛丽”来作弄她。但是我很少称她“我妻子”，只是偶尔，在一些正式的场合，比如在这样的句子中：“我妻子这会儿正巧不在电话旁。”“我妻子十分确定她订了一间海景房。”
像今天这样的夜晚，我和克莱尔都会尽情地享受我们的二人时光。就像现在这样，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未确定，就连晚餐之约也只是一个误会，而我们就这样简简单单地两个人走在街上。如果让我定义幸福，那一定是：幸福本身就已足够，无须任何见证。“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第一句这样写道。我最多可以再补充一句：不幸的家庭——尤其是那些不幸的夫妇——永远不可能独自应付不幸。他们需要的就是见证，人越多越好。不幸的人总是求援于社会，因为他们无法忍受沉寂——尤其是那种当他们独自一人时就会涌来的令人讨厌的沉寂。
在酒馆里，当啤酒被呈上时，我与克莱尔含笑相视，彼此都明白，接下来，我们即将在罗曼夫妇的社交圈中度过这个夜晚。因此，这一刻可能是今晚最美的一刻，之后只会越来越糟。
我其实没有兴趣在那家餐厅用餐，甚至根本都不想外出。接下来的约会对我而言简直就是折磨，而这个夜晚就是炼狱。一切的不幸，从早上站在镜子前就开始了：我该穿什么？该不该剃须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夜晚，一切早已确定：一条带窟窿与污渍的牛仔裤和一件熨得笔挺的衬衣。如果你一天不剃须，那是你太懒；如果两天不剃，就不免会碰上这样的问题——这胡须是不是已经成为新形象的一部分了；如果是三天甚至更多天都不剃，那么人们便会认为你离彻底不修边幅、自暴自弃只有咫尺之遥了：“你一切都还好吗？是病了还是另有原因？”无论剃与不剃，你都会觉得不自在。剃须已然成为一种声明。如果有人某一天费心地去打理自己的胡须，那么那个夜晚对他一定相当重要——人们的这种想法完全可以被清楚地透视。也就是说，谁勤于剃须，谁在开场就已抢占先机。
此外，克莱尔的存在也提醒着我，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克莱尔比我聪明。我这样说，并不是假心假意地在发表什么女权主义宣言，或是想通过阿谀奉承来讨女性的欢心；我更不会贸然断言女人“普遍”比男人更聪明，或是更敏感、直觉更敏锐，又或者她们更加脚踏实地，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这些话，放在日光下仔细观察观察，便不难发现，它们的传播者其实更多的是那些所谓的纤细敏感的男人，而非女人。
克莱尔确实比我聪明。我诚恳地坦白，我是花了不少时间才肯承认这一点的。在我们刚开始相处的几年里，我就发现她绝对是聪明的，当然是通常程度上的聪明；说到底，就是完全符合我对一个女性的聪明程度的期待。话说回来，如果是个愚蠢的女人，我怎么可能跟她维持超过一个月？无论如何，克莱尔的聪明程度足以让我和她维持至少一个月。而现在，过了近二十年，我们仍然在一起。
总之，克莱尔是比我聪明，这一点显见于以下例子：一天晚上，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晚上，她一直问我的意见，到底该戴哪副耳环，到底该不该把头发束高。耳环之于女人大抵如同剃须之于男人：耳环越大，意味着这个夜晚越重要、越盛大。克莱尔有迎合各种时刻的耳环。有人可能会说，在挑选衣服时是否犹豫不决，并不能直接证明一个人聪明与否。但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恰恰只有愚蠢的女人才会认为，这件事情她完全可以自己搞定。她会想，这种事男人懂什么？然后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