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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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岁前我住疯人院大厅很漂亮我把自己鞭心中乐陶陶手镯丁冬响不停禁食与祷告

现在我要把歌唱：“有没有食物来喂养饮料和服装？夫人少女快快来，一点莫慌张需知可怜小汤姆从不把人伤

可怜的汤姆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一个人物。200年之后，到了乔治三世的时代，英国国会上下两院仍然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法院指定医生，鞭打那位疯狂的国王。

对付简单的神经衰弱或歇斯底里，鞭笞并非是唯一的治疗办法。根据当时的医学理论，这些疯狂病症的产生，是因为身体内部太多的黑胆汁流到了错误的部位。罗伯特·伯顿说，“盖伦将所有的疯狂症状归罪于冰冷的黑暗，他认为，如果精神是黑暗的，大脑质也是一片愁云，那么患者的身体状况就十分糟糕；因这些黑暗的、朦胧的、呛人的烟雾自黑色的蒸气中升腾而上，心灵本身将始终处在黑暗、恐惧和悲伤之中”。阿威罗伊<a id="ch8-back" href="#ch8">⁽⁸⁾</a>嘲笑了盖伦的逻辑，海格立斯·德·萨克森<a id="ch9-back" href="#ch9">⁽⁹⁾</a>也对盖伦予以嘲笑。但是他们却“受到众多人的指责、驳斥，如埃里亚努斯·蒙塔纳斯<a id="ch10-back" href="#ch10">⁽¹⁰⁾</a>、路德维卡斯·美卡图斯<a id="ch11-back" href="#ch11">⁽¹¹⁾</a>、奥图玛鲁斯、齐安耶流斯、布赖特、洛伦汀·瓦利修斯等。他们认为，精神紊乱造成了黑胆汁过多，黑色则模糊了精神，阴暗的精神则制造了恐惧和悲伤。洛伦汀提出假设，认为这些黑色的烟雾尤其会干扰膈膜，或上腹部，导致心灵就此昏暗，好比乌云遮住太阳。但盖伦的见解受到几乎所有希腊学者、阿拉伯学者、新老拉丁学者的赞同，正如孩童黑暗中会感到害怕一样，忧郁的人随时都会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内在的黑色烟雾在作祟，而他们身体中又始终携带着这样的烟雾。这黑色的蒸汽无论是从心脏附近的黑色血液中产生（耶稣会修士托马斯·怀特在论述心灵的激情时就是如此说的），还是从胃、脾脏、膈膜或其他所有错误的部位产生，都不会喷出身体，而是一直将心灵困于它的牢笼，持续以恐惧、焦虑、忧伤等情绪压抑着心灵。”

让我们想象一幅生理图画，在败坏的血液或染病的内脏中，升起一股烟雾，此烟雾或直接使头脑、心灵变黑暗，或在某种程度上堵塞了导管（那时人们将神经看成中空的管道），而通过这导管，自然的、生机勃勃的、充满活力的精神原本可以自如流动。

在阅读近代科学文献时，人们会被这种怪异的思想所震惊。因为这种思想同时缠绕着疯狂的超自然主义和原始的朴素唯物主义。这种原始的唯物主义与现代唯物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区别：

首先，旧理论所提及的“物质”是无需进行精密测量的（只需对其性质做描述即可），只有热冷、干湿、轻重的说法，但是却从不进行量的计算以说明这些定性的表述下准确的含义。在我们祖先精细的思维结构中，“物质”是不可测的，因此对“物质”也就从来不做什么研究；既然从来没有什么研究，那么也就没有多少“物质”能被人理解了。

第二个区别没有第一个区别那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物质”是永恒运动的——确实，物质在本质上是运动的。所有物质总是在做着什么，而在所有形式的物质中，那些构成生物体的胶状分散体疯狂地忙碌着，他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生物体各个部分的活动都非常协调，就像一场能量和谐的舞蹈。对于古人——特别是中世纪和近代的思想家们来说，物质不过是填充物，甚至在生物体中，它本质上都是惰性的，比如在植物中，物质的运动单单源于植物性灵魂的作用；在野兽中，物质的运动只源于植物性、感觉性的灵魂；在人类中，物质的运动就是植物性、感觉性、理性灵魂三位一体作用的结果。于是，生理的过程并非以化学作用来做解释——因为当时化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不存在的；也不以电脉冲来解释——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电的存在呢；也不以细胞活动来解释——当时还没有显微镜也无人能看到一个细胞。所以，最终所有的生理过程都是这么解释的（容易得很）：灵魂的特定功能作用于惰性物质所产生的相关活动。举发育、营养、分泌功能为例——这是任一生理过程都会涉及的功能。对于当时的哲学家来说，用这些特定的功能解释一切，真是极其方便；但是倘若有人想绕过词语，深入自然的本质，他们将发现所谓特定功能的理论应用到实际研究中将一无所是。

原始唯物论之粗糙在其倡导者的语言表述中有清晰的呈现。生理问题便利用厨房、冶炼厂、厕所的活动来做隐喻，于是，便有“沸腾”“炖”“紧拉”“精炼”“提纯”“腐质”“粪坑里瘴气蒸发”，以及“主楼层的楼梯上凝缩着瘟疫”等说法。以这样的语言对人体组织做富有成效的思考，实在太难了。在当时，一位好医生有一种禀赋，多凭诊断的直觉，不让他的医学知识过多地干涉这种直觉；还有一种天赋，更多地倚赖自然本身的奇迹来达到治疗的效果。除了一大堆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胡言乱语之外，幸亏还有为数不少的实用才智，保存在伯顿那本巨型汇编资料中。绝大部分的胡言乱语来自当时的科学理论，而绝大部分的才智则来自精明、善良的经验主义者。他们思想开明，仁爱同类，有特别的诀窍治疗患者，并且相信“自然的痊愈力量”。

要想得到治疗忧郁的过程的细节（无论这忧郁起因于自然或超自然的因素），读者便需参考伯顿那本荒唐然而迷人的书籍。从本书要探讨的问题出发，我们务需觉察到，在附魔的整个过程中，让娜修女和她的同伴们始终处在医学的监视之下。很不幸，在此案例中，伯顿所描写过的那些更加明智的治疗手段从未得到使用。对于修女们，不存在换环境、节食、消遣等治疗手段，她们不过是被放血和清洗，并需吞咽无数的药丸和大量的药液。这种治疗是如此凶猛，以至于作为观察者的一些医生认为，因为过于热心地尝试寻找到解药，修女们原有的疾病实际上加重了（而且更多的疾病还在滋生）；他们还发现，修女们被迫频繁服用大量的锑<a id="ch12-back" href="#ch12">⁽¹²⁾</a>。也许，这正是她们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要想完整理解锑这一处方的医学应用史，我们必须牢记，在卢丹附魔案的时代，已经有三代人为这一处方吵得不可开交，而且双方的矛盾还在激化，也许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锑之战役”。在异教传统中，反盖伦派的人认为这种金属和其化合物是神奇的药方，其药效可作用于几乎任何疾病。但是，在医药界信奉盖伦的人——他们可以称为“锑之战役”的右派——的压力下，巴黎最高法院曾下令禁止在法兰西使用锑。但法律最后却无法得到强制执行。在格兰第过世半个世纪后，其好友——同时也是卢丹最著名的医学之子——泰奥弗拉斯托·雷诺德热烈地赞扬锑的好处。而比他年轻些的居伊·帕坦<a id="ch13-back" href="#ch13">⁽¹³⁾</a>——著名的《书信集》的作者，却站在雷诺德的对立面，态度同样激烈。从现代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相较于雷诺德和其他反盖伦派的人，帕坦是更加正确的那一位。

锑的化合物在治疗名为黑热病的一种热带病方面有特效，但在其他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此种金属或其化合物的风险很大，不值得冒险一试。从医学角度讲，十六、十七世纪滥用锑以制造药物是毫无正当理由的。然而，从经济上来说，理由却是充分的。亚当先生和其药剂师同行们出售金属锑制成的药丸，称之为长效药。一旦吞下这种药，在它们进入肠子之前会灼伤黏膜，因此作用类似泻药，药在尿壶中还能还原，只要清洗干净便能再次食用，可谓一本万利。一次投资，后面就不必再花钱购置泻药了。帕坦博士对此或许曾发过雷霆之怒，于是最高法院便签发禁止令，但是对于精打细算的法国布尔乔亚们来说，锑的诱惑力实在不可抵挡。长效药被视为传家宝，竟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去。）

这里很值得顺便插一句评论的话，帕拉塞尔苏斯，这位早期反对盖伦派中名头最响的人物，之所以对锑深怀热情，是源于一个错误的类比。“正如锑能净化黄金，使金子不留一点渣滓；锑也同样能净化人体。”这就好比将冶炼工人、炼金术士的手艺与医生、营养师的手艺做同样错误的类比，然后便相信，随着提纯度的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也跟着提高，如此一来，白面包就比黑面包好，炖烂的牛肉汤就比未浓缩的肉类和与之搭配的蔬菜妙。他假设“粗糙”的食物使食客变得粗俗，并且说道：“奶酪、牛奶和燕麦饼并不能予人一种敏感的性情。”

实际上，仅仅是在维生素被分离提取出来后，这种古老的、魔术般的，然而是错误的类比才停止搅乱我们的营养学理论。

发达的“忧郁”治疗术的存在，与普遍信仰在现实生活中有附魔和魔鬼侵袭存在（甚至很多医生也相信），两者完全并行不悖。伯顿说，一些人“对附魔之类的故事不屑一顾”，但与之态度相反的人却是“大多数的律师、神父、医生和哲学家”。本·琼森<a id="ch14-back" href="#ch14">⁽¹⁴⁾</a>在他的剧作《驴也是魔鬼》中，生动描绘了十七世纪人类的心灵是如何在轻信与怀疑之间动摇，又如何一面信赖神鬼之力（首先是相信魔鬼声誉较为不好的方面），一面却对新发现的应用科学的力量显示出傲慢的自信。在剧中，主人公婓茨多雀尔被刻画为一个对巫术一知半解的人物，他渴望与魔鬼会面，因魔鬼知道宝藏的隐藏之所。但是在相信巫术和撒但之力的同时，主人公也坚信那些骗子发明家、公司发起人（我们的父辈称呼这种人为“总设计师”）所提出的似乎是理性和科学的计划。当婓茨多雀尔告诉他老婆，他的“总设计师”已经制定了一个方案，这方案将使他获得一千八百万英镑，并确保他赢得公爵之位时，他的老婆不住摇头，告诫自己的夫君不要太过相信“这些虚伪的精灵”。“精灵！”婓茨多雀尔大叫起来：

精灵！世间无此物啊，堂客；是智慧，仅仅是智慧。这人藐视魔鬼，对魔鬼的伟绩不屑一顾。他靠的是蒸汽车头和机械，这就是他！他拥有着带翼的犁，工作起来好比乘着风帆，一忽儿之间，将四十英亩地犁遍！还有那磨坊，他催动机器，将那水瞬间喷射到十里地之外。

无论婓茨多雀尔这位人物如何滑稽，却依然是一整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他们的智力生活横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晃晃悠悠，令人不安。而他对这两个世界都做最坏的打算（不是做最好的打算），这种悲观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对于那些冥顽不化者，相较于纯科学和对上帝的精神崇拜，神秘主义和“规划设计”显然更具吸引力。

正如在卢丹附魔事件中呈现的那样，在伯顿的书中这两个世界是共存的，且都被视为理所当然。忧郁既然存在，便有公认的治疗忧郁的方法。同时世人又普遍认为，得病（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的常见原因包括了巫术和附魔，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天上、地上、水里或地下，没有哪怕一根头发那般细小的真空存在。盛夏里，空气中飞满了苍蝇，而在任何时候，空气中都充满了多得多的隐形的魔鬼（关于这一点，帕拉塞尔苏斯顽固地一口咬定），因此，魔鬼们使任何人都处于它们制造的混乱之中。”恶灵的数量必然是无穷无尽的，“因为假如我们的一些数学家所言属实：一块石头倘自繁星的天堂或第八层天<a id="ch15-back" href="#ch15">⁽¹⁵⁾</a>坠落，速度是每小时100英里，那么它将要花费六十五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落到地面，此即是天堂与大地之间的遥远的距离，有人说，这距离为1亿7000万803英里……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内，得有着何等数量的恶灵啊？”在此情况下，真正令人惊讶的不是偶尔出现的附魔，而是绝大多数人穿行在人世间居然没有附魔！

前文已述，附魔的假设貌似合理，它恰巧对应了一个生理学、心理学谬误连连的时代，在此时代，生理学还未涉及细胞结构学和真正的化学，而心理学实际上从不考虑潜意识层面的心智活动。附魔现象在过去得到普遍的认可，但在今日，除了罗马天主教会和一帮招魂士之外，无人再以附魔自娱自乐了。提到招魂士，他们倒是阐明了扶乩会上的一些现象，即灵媒使死者仍然存于人世的心智附着在自己身上，可以进入短暂的附魔状态。至于罗马天主教会，虽然对死者灵魂附体之说予以否认，但在解释某些精神、生理的疯狂案例时，却引用附魔说；而在解释某些神秘并难以言传的情境所引发的某些精神上和生理上的副作用时，又会借助神力附身的说法。

就我所见，再没有比附魔的说法更加自相矛盾的了。倒不是说鉴于这一说法是“残留的古代迷信”，于是便早早将其打入冷宫，而是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有效的假设，当没有其他办法解释某些案例时，可以谨慎引用。在实践中，现代的驱魔人似乎赞同说，绝大部分被怀疑为附魔的案例，其实都是因为歇斯底里，运用正常的精神疾病治疗法就能对付。然而，他们发现在个别案例中还有歇斯底里之外的其他因素存在，于是他们坚信，只有用驱魔术将恶灵逐出体内，才能使“附魔”患者痊愈。

有人宣称，宿主的肢体被无形的恶灵（或曰亡灵的“精神因素”）控制，以此来解释某些现象，比如扶乩时留下的手书和话语。这也是一种附魔，这种附魔现象的早期资料可以在F.W.H.麦耶斯所汇编的《人之心性及其不随肉身亡灭论》一书中找到很多，更近些年代的相关资料，则汇集在G.N.M.泰瑞尔《人性论》一书中，可进行方便的讨论。

厄斯特赖希教授在这一问题上也做了丰富的论证，他指出，十九世纪时恶魔附体的信仰急剧衰退，然而与此同时，相信亡灵会附身的观念则越来越流行。因此，较早时代里的精神病患者们会将其疯狂诿过于魔鬼，而当“狐狸姐妹”风行之后，则诿过于邪恶的男男女女的亡灵。

随着近来科技的进步，附魔的观念又有了新的变化形式。精神病患者常常抱怨被迫受某种无线电波的影响，这无线电波是由他们的敌人发出的。曾经困扰艾娣女士<a id="ch16-back" href="#ch16">⁽¹⁶⁾</a>多年的邪恶的动物磁力<a id="ch17-back" href="#ch17">⁽¹⁷⁾</a>，如今转变为邪恶的电力了。

但是在十七世纪，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无线电，也很少有人相信亡灵附身。伯顿倒是提及过恶魔不过是源自恶毒的亡灵，但他提及这一说法只是为了斥责其为“荒谬的教条”。对于他来说，附魔是事实存在的，始作俑者只有魔鬼。（两个半世纪之后，对于麦耶斯来说，附魔依然是事实存在的，但始作俑者只有亡灵。）

魔鬼真的存在吗？假如存在的话，它们真的寄居在让娜修女和她同伴体内吗？我倒是以为，相较于附魔的说法，承认非人类精神（无论其为善、为恶还是中立）存在的可能，在本质上既不荒谬，也不自相矛盾。没有人逼着我们认为宇宙内只有人和动物有智慧。假如我们承认千里眼、心灵感应、预见力等为事实（其实如今要否定它们是越来越难了），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到有一些精神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时空和物质存在的。假如这是真的，那么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先验地否定世上有非人的智慧，不管这种非人的智慧是亡灵的作用，还是目前尚不为人知的宇宙能量所起的作用。（顺带说一句，人的精神如何与身体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宇宙能量漩涡”发生联系，我们至今也摸不着头脑。很明显，精神与身体确有其联系，但能量如何转化为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又如何影响能量，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直到现在，在基督教信仰中，魔鬼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实，这是自基督教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的。正如耶稣会修士A.勒非弗神父曾经评论的那样：“在《圣经·旧约》中，魔鬼没什么地位，他的疆域尚未被揭示；只是到了《圣经·新约》，魔鬼才被揭露为一支邪恶武装力量的头头。”在主祷文<a id="ch18-back" href="#ch18">⁽¹⁸⁾</a>的译本中，我们请求脱离“恶”。但是，“恶”就一定是中性名词，而非阳性名词吗？<a id="ch19-back" href="#ch19">⁽¹⁹⁾</a>难道这段祷文中的“恶”不是暗指某个人吗？“不仅让我们远离诱惑，更让我们远离那个‘恶人’即撒但。”<a id="ch20-back" href="#ch20">⁽²⁰⁾</a>

理论上来说，基督教并非摩尼教<a id="ch21-back" href="#ch21">⁽²¹⁾</a>。对于基督徒来说，“恶”并非实物，它并不真实，也非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恶”仅仅意味着善的缺失，意味着上帝赋予造物的“存在”之衰减。撒但并非恶神阿里曼的别名，也并非如在摩尼教中那样，恶神意味着黑暗的永恒性与神圣光明的永恒性相互敌对。其实，在数不清的天使之中，撒但仅仅是最计较的一个，它们在特定的时间，选择背弃上帝。仅仅出于礼貌，我们才称其为“恶人”。“恶人”有很多，撒但乃是其首领。每个魔鬼都有其个性、气质、幽默感、奇思怪想和特别喜好。有的魔鬼喜欢权力，有的好色，有的贪婪，有的骄傲，有的自负。此外，有些魔鬼比其他魔鬼的地位更重要，因为即使在地狱里，这些魔鬼也保留着未堕落之前它们在天使等级中的地位；而地位较低、作用不大的魔鬼，堕落之前在天堂里不过是些天使或大天使。而那些堕落的主天使、能天使、权天使则构成了地狱中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早先的炽天使、智天使则是地狱里的贵族，魔力巨大，人们甚至能在直径长达三十里格的圆形范围内感知到他们的实体存在（根据阿斯摩太提供给绪兰神父的信息）。

抛开魔鬼暂时不谈，在十七世纪，至少还有一位名为卢多维科·西聂斯特拉里<a id="ch22-back" href="#ch22">⁽²²⁾</a>的神学家曾坚持说，人类不仅能被魔鬼缠身，或至少附身，而且也能（且更常见）被无恶意的精神的实体所纠缠。例如，农牧神、山泽女神、森林之神赛特，或欧洲农民口中的大地精，或现代心理研究者笔下的骚灵。根据西聂斯特拉里的说法，绝大多数的梦魇、魅魔，其实不过是自然现象，并不比毛茛好，也不比蚱蜢坏。但是不幸的是，在卢丹无人提及这一温厚的理论，而是将修女们那疯狂而淫荡的想象，全部归结为撒但及其使者的败坏。

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神学家们对摩尼教的二元论是小心提防的，可无论在任何时代，如果从行为举止上看，绝大部分基督徒似乎都认为，魔鬼才是第一原则，与上帝占据相同的地位。他们非常关心恶魔，想知道如何消灭恶魔，远胜过他们关心善事、关心如何加深个人的善意或提升人类总体的善良。由此导致的对恶魔持续、深切的关注往往是灾难性的。比如，十字军的兴起并非是为了心中的上帝，而是为了驱逐他人心中的魔鬼。十字军从未成功改良过这个世界，待此运动湮灭后人们发现，世界与之前相比一如既往，有时还明显更糟糕一些。如果我们主要考虑恶魔的问题，那么无论我们的初衷何等良善，终究都会给恶魔的显身创造良机。事实上，虽然摩尼教的教义在生活中有频繁的表现，但基督教的教义中从未认可它。关于这点，基督教区别于现代共产主义、国家主义的偶像崇拜。现代的偶像崇拜，不仅在行为上奉行摩尼教主义，而且在信条、理论上也奉行不误。今天，世界到处都以为我们站在光明这一边，而他们站在黑暗那一边，这仿佛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既然站在黑暗那一边，那么他们应该受惩罚，我们自当可以运用最邪恶的手段将其消灭（我们既然是光明的那一边，所作所为自然光明正大）。如果用偶像崇拜的语言来说，那么我们就是善神玛兹达，而他们是恶神阿里曼——邪恶之道，身居二十世纪的我们，正在竭尽所能阻止我们的时代被妖魔攻城略地。然而，这不正是那些驱魔人在卢丹一切所作所为的翻版吗？只是他们的舞台更小罢了。出于宗派的政治利益，而像崇拜偶像般信仰上帝的存在，且将一思一行聚焦于恶魔的势力，这些驱魔人不也正是在竭尽所能地阻止撒但（他们相信自己斗争的对手正是撒但）取得胜利吗？幸亏这样的事情只发生在那时那地。

从眼下的目标出发，我们既没必要承认，也没必要否认世间有非人类的智慧能寄居于男女的身体之中。我们只需问自己一个问题：假设非人类的智慧确实存在，那么是否有理由相信，它们要对发生在卢丹的乌尔苏拉修会事件负责？现代的天主教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格兰第是清白无辜的，对他的审判和定罪实在无稽；但还有一些人（阿贝·布雷蒙在其《法国文学史中的宗教思想》中列出了他们的名字）仍然相信修女们的确是被真正的魔鬼附身了。任何一个查阅过相关资料的人，任何一个哪怕只知道一丁点儿变态心理学知识的人，居然还能持有这样的观点，对此，我实在无法理解。其实，卢丹修女们的所有行为，无一不能在众多歇斯底里发作的案例中找到对应的病例，而这些歇斯底里都已被现代精神病医生治愈了。况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一名修女曾显出过任何被罗马教会视为魔鬼附身标志的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