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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了解人类心底深处自我超越的冲动，倘若不晓得人类天性会排斥走那艰难的、上升的超越之路，倘若不明白人类会寻找一种虚假的自由——这种自由源自人格中潜藏的部分或偏颇的一面，那么我们就无法弄清某段历史，实际上也就无法弄清整个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无法弄清过去和现在人类生活的真相。因此，我寻思需要探讨某些更为常见的圣恩替代品，借此等替代品，男男女女试图逃避身为庸人的那种折磨人的清醒意识。
在当今的法国，大约每一百个人就会有一个酒类零售商。在美国，至少有一百万个绝望的酗酒者，此外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酒徒——他们喝大量的酒，但尚不会致命。至于过去的每个时代有多少酒鬼，我们并无精准的统计数字。在整个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西欧，凯尔特人和条顿人的人均酒精摄取量或许比今日还要高。在许多情况下，当我们喝茶、喝咖啡、喝汽水时，古代的祖先们却只能以红酒、啤酒、蜂蜜酒来提提精神，到了近代，我们的祖先则改以杜松子酒、白兰地、威士忌解乏；至于喝水，则或是对有罪之人的惩罚，或者被宗教机构视为一种非常严苛的禁欲行为，只在素食等特殊情况下才采用。如果一个人滴酒不沾，那么在古代他就要被视为怪人，受人瞩目，遭致抨击，且难免要被人取个蔑视性的外号。所以意大利语中有“贝维拉夸”的父名，法语中有“波瓦洛”的父名，英语中则有“德林克沃特”的父名<a id="ch1-back" href="#ch1"><sup>(1)</sup></a>。
人类为了逃避隔绝的自我而寻觅的种种道路中，酒精不过只是其中之一。我相信，自古以来，任何一种自然的麻醉品、兴奋剂、迷幻药，其特性没有不被人类知晓的。现代科技则发明了一系列全新的合成品，但是与古代的天然毒品比较，这些新东西不过是采用了更好的提纯、浓缩的办法，将人类早已知晓的天然毒品做了新的组合。从罂粟到马钱子，从安第斯古柯到印度大麻、西伯利亚伞菌，每一种植物、灌木或菌类，一旦被人吞下，就能使人迷惘、兴奋，或制造幻觉，这一现象，早就被人类知道，而且早已系统性地加以利用。这是不可思议且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它似乎表明，人类随时随地都感觉他们个人的存在根本就不完整，他们那隔绝的自我也十分痛苦，而他们则不能成为别的更宽广——若以华兹华斯般的诗句就是“无量深沉之融入”——之物。
原始人在探索周遭的世界时，显然“尝试了所有的事物，且紧紧抓住那有益人类的”。为了人类的延续，这些有益品包括了可食用的水果、蔬菜，各种有益健康的种子、根、坚果。但是，在另一种背景（自我不满和自我超越的冲动）之下，所谓的有益品容纳了自然中的一切能改变人意识的东西。而这些由药物引发的改变，可能明显是有恶性作用的，或者可能当下带来痛苦，未来则导致人上瘾、早衰、早亡。但所有这些都无足轻重，真正重要的是，人只要有一两个小时甚或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成为另一个人——或者，更加常见的是成为隔绝的自我之外的任何事物。“我活着？其实那不是我，那是酒精、鸦片、乌羽玉或印度大麻在我的体内存在着。”超越那隔绝的自我的界限，是何等的解放啊，虽然这种自我超越要经历由恶心到疯癫，由抽搐到产生幻觉、昏迷的过程，然而，正是这种由药物引发的体验被原始人，甚至被高度发展的文明人视为本质上的神圣之物。
至今，在非洲、南美洲和波利尼西亚的许多人群中，由中毒引发的狂喜仍然被视为宗教中的基本要素；而现存文献则清晰揭示出来，过去在凯尔特人、条顿人、希腊人、中东人、征服印度的雅利安人中，这种中毒引发的狂喜也是他们的宗教中同样基本的要素。并不仅仅是说“指证上帝指示人类的大道，啤酒要比弥尔顿的诗更其有效”。啤酒就是神。在凯尔特人中，“萨巴兹乌斯<a id="ch2-back" href="#ch2"><sup>(2)</sup></a>”是一个神圣的名字，用于那些过饮啤酒烂醉如泥乃至感觉到精神错乱的人。再往南方一些，就会有狄厄尼索斯<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作为过量饮酒导致的生理心理上种种超自然后果的人格化产物。
在吠陀神话中，因陀罗乃是如今无法复原的药物——索玛<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之神，身为英雄，身为屠龙者，他是那些醉酒者所体验到的奇异而辉煌的天堂的投影，甚至还要更伟大些。与药物合一，他就成了索玛——因陀罗，变成不朽的源泉，变成人类与神界的中介。
在当今社会，啤酒和其他可导向自我超越的毒品不再被官方认定为类神之物要人崇拜，理念有了改变，可惜实际情形未变，因为世界上，数百万成千万的文明人仍然继续向神祈祷，只是这神不再是那致人解放的完美之神灵，而是酒精、印度大麻、鸦片及其衍生品、巴比妥类药物<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以及古老的能导向自我超越的毒药之外的其他合成药。自然，在任何情况下，这些看起来是神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恶魔；这些东西似乎解放了人，其实却奴役了人。此种情况之下的自我超越，永远都是向下的，直到进入非人的、非个性化的境地。
像毒品一样，世俗性行为（这种性行为仅仅为了性而沉溺于性，与爱无关）过去也曾被当作神，不仅是作为生殖力来崇拜，而且也作为每个人身上完全的“他者的显现”而受到崇拜。理论上而言，世俗性行为早就不再被当作神崇拜了，然而实际上，它却仍可自夸拥有无数的信徒。
有一种世俗性行为是纯洁的，还有一种世俗性行为在道德上、美学上却是污秽的。D.H.劳伦斯就前者写了许多美丽的小说；而让·热内<a id="ch6-back" href="#ch6"><sup>(6)</sup></a>则以令人恐惧的强力和丰富的细节描写了后者。无论是伊甸园里的性交，还是下水道里的性交，它们都能引导个体超越那隔绝的自我限制。但我们也许要悲观地猜测，这第二种性交是更为常见的，它引那些沉溺于其中的人进入非人的低下境界，激发人对一种更彻底的（与第一种性行为比较）精神错乱的感觉却不会对之留下任何记忆。因此，对于那些迫切渴望逃离自我监禁的人，放荡以及等同于放荡的一些怪异行为就具有了长足的吸引力——对此，下文将会有所描述。
在绝大多数的文明社群中，公众是谴责放荡和药物上瘾的，认为它们在伦理上是错误的。除了在道德上不受认可，这些行为还存在经济上的困难和法律上的制裁。酒税很高，麻醉品则不允许出售，某些性行为则被视为犯罪。但是，当我们抛开药物上瘾和性行为，去看那第三条向下的自我超越之路，我们会发现，道德家和立法者对此表现出一种不同的且更宽容的态度。这第三条道路，就是集体性谵妄。这似乎会令人更感惊讶，因为集体性谵妄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更直接的威胁，对构成文明社会的礼仪、理性、相互包容的那薄薄的一层防护亦有更引人注目的恫吓作用，这是酒精和放荡所不能相比的。
不错，泛滥地、长期地沉溺于性交，或许就如J.D.尤恩曾指出的，会降低整个社会的能量等级，因此导致人类无法达到或保持一种更高水平的文明。药物上瘾也不遑多让，假如它也充分地普及，那么或许也会降低社会的军事、经济、政治效率。在17、18世纪，生酒是欧洲奴隶贩子们的秘密武器，海洛因则是20世纪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的秘密武器。一旦烂醉如泥，则黑奴轻易做了俘虏。而倘若中国人都药物上瘾，那么他们也就不会给那些征服者制造麻烦了<a id="ch7-back" href="#ch7"><sup>(7)</sup></a>。当然这两例都是例外，不过，如果一个社会不受外界影响，那么它通常可以与此社会里最热门的毒品达成协议，固然，此类药品对国家就好比寄生虫，但其主人（我们用隐喻来表达）却有足够的能力和意识控制这个寄生虫。上述情况也适应于性行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性行为参照萨德侯爵的理论进行，那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而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社会接近于这样做过——甚至最为随和的波利尼西亚天堂里的人们，也有其关于性交的规矩、绝对命令和戒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