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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寄给我的。我觉得很好看，照得很好。”
“是很好。您近来见过他吗？”
“两年前他来看过我，给我买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当然，他离家出走的时候我们是断绝了关系，但是现在我明白他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有远大的前程。他成功以后对我一直都很大方。”
他似乎不情愿把照片收起来，又依依不舍地在我面前举了一会儿。然后他把钱包放回去，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书名是“牛仔卡西迪”。
“你瞧，这是他小时候的一本书。那时候就能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翻开书的封底，掉转过来让我看。在最后的空白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作息时间表”，日期是一九〇六年九月十二日。下面写着：
起床上午6：00哑铃操和爬墙6：15-6：30学习电学等7：15-8：15工作8：30-下午4：30棒球和其他运动4：30—5：00练习演讲仪态等5：00—6：00学习有用的发明7：00—9：00
个人决心
不再浪费时间去沙夫特家或者（另一个人名，字迹模糊）
不再吸烟或嚼烟
每隔一天洗一次澡
每星期读一本有益的书或杂志
每星期存5美元（这个数字被划掉了）3美元
善待父母
“我无意间发现这本书，”老人说，“能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吧？”
“是的。”
“吉米一定会有出息的。他总有这样那样的决心。你注意到他用什么办法提高自己的境界了吗？他在这方面一向很了不起。有一次他说我吃东西像猪一样，我把他揍了一顿。”
他舍不得合上那本书，把每一个条目都大声读了一遍，然后热切地看着我。我觉得他满心以为我会把这些抄下来自己用。
快三点的时候，路德教会的那位牧师从法拉盛赶到，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往窗外张望，看看有没有别的车来。盖茨比的父亲也和我一样。时间慢慢过去，佣人们都站到前厅里等候，老人开始焦急地眨起眼来，然后又忐忑不安地说起外面的雨。牧师看了好几次表，于是我把他带到一边，让他再等半个小时。但是没有用。压根没有人来。
五点左右，我们三辆车组成的队伍开到了墓地，在细密的小雨中停到大门旁边。第一辆是灵车，黑糊糊、湿淋淋的，然后是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的大轿车，再后面是四五个佣人和西卵村的邮递员坐的盖茨比的旅行车，大家下了车，全身都淋透了。我们从大门走进墓地的时候，我听见一辆车停了下来，接着是一个人踩着湿漉漉的草地向我们追上来的声音。我回头去看，是那个猫头鹰眼男人，三个月前的那天晚上就是他对着盖茨比图书室里的书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知葬礼消息的，我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雨水顺着他的厚眼镜流了下来，他把眼镜摘下擦了擦，看着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墓上卷起来。
当时我很想回忆一下盖茨比，但是他已经太遥远了，我只记得黛西没有发来电报，也没有送花，不过我并不气恼。我依稀听见有人喃喃地说：“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然后猫头鹰眼男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了声：“阿门！”
我们很快散开，冒着雨跑回车上。猫头鹰眼男人在门口跟我说了一会儿话。
“我没能赶到他家去。”他说。
“其他人也都没去。”
“真的！”他吃惊地说，“天啊，我的上帝！他们以前可是成群结队地去。”
他摘下眼镜，又里里外外擦了擦。
“这个家伙真他妈可怜。”他说。
我记忆中最生动的情景，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时候。要到芝加哥以远的地方去的同学，常常在十二月某个傍晚的六点相聚在古老而幽暗的联邦车站，跟几个已经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芝加哥的朋友匆匆告别。我记得从各所女校回来的女学生穿着裘皮大衣，呼吸着寒冷的空气唧唧喳喳地聊天；记得我们遇到熟人时挥起手来打招呼；记得相互比较各自收到的邀请：“你要去奥德韦家吗？赫西家吗？舒尔茨家吗？”还记得我们戴着手套的手紧紧抓着的长条绿色车票。最后还有从芝加哥开往密尔沃基和圣保罗的黄色客车，在暮色中朦朦胧胧的，停靠在站台旁边的轨道上，就像圣诞节一样令人愉快。
当我们的火车驶进寒冷的冬夜，真正的皑皑白雪从车厢两旁向远方伸展，迎着车窗闪闪发亮。威斯康星小站那幽暗的灯光从眼前掠过，空气中吹来一阵令人神清气爽的寒风。我们吃过晚餐，穿过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深深呼吸着这股寒气。在接下来奇妙的一小时里，我们难以名状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土地息息相联，随即又不留痕迹地融入到这片土地中去。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我青春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还乡的火车，是漆黑冬夜里的街灯和雪橇的铃声，是冬青花环被窗里的灯光映在雪地上的影子。我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些漫长的冬日养成了我有些肃穆的性格，在卡拉韦宅邸成长的岁月造就了我有点自满的态度——在我的城市里，人们的住处世代都以其姓氏命名。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故事归根结底是属于西部的——汤姆和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我都是西部人，或许我们具有某种共同的缺陷，微妙地令我们难以适应东部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