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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是英国医学总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任期最长的主席。作为医学总会的管理者，他声名在外，但他外科医生的身份倒是不太出名。尽管如此，他依然在医学伦理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接着，这一切落到了我的身上，又或者说，没能落到我的身上。我的母亲在生了三个女儿后，终于产下了一个全家人期盼已久的儿子，也就是我。自然，整个家族都希望我能继承医学世家的衣钵，但我没有，我斩断了这条继承链。按照现代的说法，我成了家族里最弱的一环。
也许我父亲早就该知道会这样。我对橄榄球提不起一点兴趣，也毫无天赋，他早该从中看出端倪。我很确定，从那时起，他就把我看作失败品，往后，我在他的眼里只会越错越多。
他无法理解我对格雷西的敬爱。我也懒得跟他白费口舌。如果说我们的家族史是一张布，那么格雷西就是布上漏针的破洞——在我们的家族里，她的地位和我的叔叔罗斯肯德、我的表弟布莱恩相差无几，前者在战时拒服兵役，后者因在百货商店里偷了女士内裤而被捕。
我的父母从未提起过格雷西。我对格雷西的了解全是自己东拼西凑出来的，从这个表兄那儿打听一点，又从那个远方亲戚处知道一点。最后我总算搞明白大概发生了什么。
格雷西在一战的战场上担任护士，怀上了青梅竹马的恋人的孩子，可惜他战死沙场。那时她才十七岁，还未结婚，孤独而心碎。
“没有男人想娶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她妈妈送她坐火车去伦敦的时候这样告诉她。
格雷西只看过自己的孩子一眼。哈默史密斯的拿撒勒修道院的修女在她腰部支起一块布，不让她看到自己的生产过程，但是她把布扯了下来。当她看到啜泣的婴儿，那么丑陋又那么美丽，她的心碎了，而面对心碎的人，纵使神医也回天乏术。
我的堂妹安吉丽娜说，精神病院和郡里的医院有格雷西的家庭照。然而我只知道，她二十岁出头就定居在里士满，我上大学时，她还住在那儿。
格雷西的死讯是我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的。当时我大三，在读医学专业，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恰好在考试——我考砸了。验尸官报告称，厨房起火后，火势蔓延到了一楼。即便如此，格雷西还是有充足的时间逃离火场的。
在火势不受控制之前，消防员曾看到她爬上二楼。他们说，她本可以从窗户里爬出来，逃到车库顶。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消防员不这样进屋救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