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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六十多岁的满族老北京和我说：“民国七年，徐世昌一当上了大总统，北京街上的旗人的大马车、两把头又多起来了。贵族家里又大张旗鼓地做寿、唱戏、摆宴，闹起来了。什么‘贵族票友团’，什么‘俱乐部’也办起来了……”
有位汉族的老先生说：“民国以来北京街上一共有三次‘跑祖宗’，一次是隆裕死后那些天，一次是张勋复辟那几天，最后一次是从徐世昌当大总统起，一直到‘大婚’，算闹到了顶点……”
徐世昌是袁世凯发迹前的好友，发迹后的“军师”。袁世凯一生中的重大举动几乎没有一件不经过与这位军师的合计。据说袁逼劝隆裕“逊国”之前，他和军师邀集了冯、段等人一起商议过，认为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先答应民军条件，建立共和，等离间了民军，再让“辞位”的皇帝复位。后来袁世凯自己称帝，徐世昌是颇为不满的。我的一位亲戚听徐世昌一个外甥说过，“洪宪”撤销的那天他在徐家，正恰袁世凯来找徐。他听见袁一进了院子就喊大哥，他的舅舅也不像往常那样连忙出去迎接。袁进了客厅，他被堵在里边的烟室里没敢出来，从断断续续的语音里，他听见徐世昌在劝说袁世凯“仍旧维持原议”，袁世凯最后怎样说的就没听清。后来的事实说明，袁世凯没有照这意见办，或者想办未来得及办就死了。徐世昌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这几乎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众目睽睽之下，民国七年九月，就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不肯进中南海的总统府，声称在正式总统府建成之前他在自己家里办公，因为中南海的风水不好，弄得前面三位总统全没好收场。他赦免了张勋，提倡读经、尊孔，举行郊天典礼。在他任内，皇室王公有的（毓朗）当了议员，有的（载涛）授为“将军”。他无论在人前人后都把前清称为“本朝”，把我称做“上边”……
在众目达不到的地方，紫禁城和徐太傅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活动。在冯国璋总统任内，内务府世续让徐世昌拿走了票面总额值二百六十万两的优字爱国公债券（这是袁世凯当总理大臣时，要去了隆裕太后全部内帑之后交内务府的，据最保守的估计，实际数目比票面还要多）。徐世昌当上总统，这笔活动费起了一定作用。徐当选总统已成定局的时候，内务府五位大臣，世续、绍英、耆龄三人做主，增崇、继禄作陪，单请了徐世昌，地点是会贤堂饭庄。在什刹海近水楼台之上，楼外芙蓉出水，楼内酒过三巡。世续问道：“大哥这次出山，有何抱负？”徐太傅慨然道：“慰亭（袁世凯）先不该错过癸丑年的时机（指民国二年袁扑灭‘二次革命’），后不该闹什么洪宪。张绍轩在丁巳又太卤莽灭裂，不得人心……”然后举杯，谦逊地说：“咱们这次出来，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后来徐世昌送了世续一副对联：“捧日立身超世界，拨云屈指数山川。”上联是恭维世续，下联则是自况其“拨云见日”之志。
这些千真万确的故事，当时身边的人并不肯直接告诉我。我只知道人们一提起了徐太傅，总是流露了很有希望的神情。我也记得从徐上台起，紫禁城又门庭若市，紫禁城的谥法、朝马似乎又增了行情，各地真假遗老一时趋之若鹜。至于和徐世昌的来往进展，师傅们却又语焉不详。有一回陈宝琛在发议论中间，以鄙夷的神色说：“徐世昌还想当议政王，未免过分。一个‘公’也就够了。”
又有一次说：“当初主张以汉大臣之女为皇后，是何居心？其实以清太傅而出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
从陈宝琛说了这些话后，紫禁城再提起徐世昌，再没有过去的那股热情。我记得陈师傅把徐称做贰臣也是徐做总统末期里的事。总之，紫禁城对徐世昌的希望是逐渐淡下去了。
会贤堂饭庄以后的情形，我始终不明其详。但是事情也是很明显的：徐世昌上台一年后，他自己的情形就很不如意，自从北洋系因冯、段摩擦而分裂为直系皖系后，奉系崛起于关外，吴佩孚在中原自成势力，徐已无力凭其北洋元老资格驾驭各方，何况段祺瑞从他一上台就和他摩擦，次年又发生震动全国的五四学生运动，北洋政府更成了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形中，徐太傅即使复辟心愿有多高，对清室的忠顺多么让陈师傅满意，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了。
尽管徐太傅那里的消息沉寂下去了，然而紫禁城小朝廷对前途并没有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