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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政府的经历一直是惨痛的。今天我们看到，南北都在剑拔弩张，这种情形只能引出这样结论：在中国，共和政体经过了试验并发现有缺点。这个国家的中坚分子——富人阶层和士绅很厌恶种种互相残杀的战争，我们深信，他们一定会衷心拥护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能确保十八省的太平就行。
不要忘记保皇者是有坚强阵容的。他们对共和政体从来不满，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近几年保持着缄默。显然他们同情着军阀的行动，他们有些知名之士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
那些暗地赞同和希望前皇帝复辟成功的人的论点是，共和主义者正在破坏这个国家，因而必然采取措施——甚至是断然措施——来恢复旧日的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气象。
复辟帝制绝不会受到多方面的欢迎，相反，还会受到外交上的相当大的反对，反对的公使馆也不止一个。可是，只要政变成功，这种反对就必然消失，因为我们知道：成者为王败者寇。
在王公大臣们的心里，大概没有比这样的声音更好听的了。他们从民国以来的事实，加上丁巳复辟的失败，得到最重要的知识，就是洋人的可贵。“成功”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得到英国朱尔典好感的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把政权从隆裕的手里接了过来。失败后得以保全的例子那就更多了。善耆和溥伟起事失败，跑进旅顺大连，就变成安然无事；黎元洪在辫子兵的威胁下，辫子兵的大帅在讨逆军的威胁下，先后跑进了外国使馆，也都变成安然无事。在北洋系未分裂前，眼光还放在北洋领袖们身上的王公大臣们，现在都明白了比北洋领袖和任何督军更有力量的还是洋人；和洋人拉好关系是进可以取，退可以守，这是王公大臣们一致的意见。在这一致的基础上，他们才给我请了英国的师傅，准备把我训练成一个可以直接和洋人发生接触的人，这样至少在我成年之前，“卧薪尝胆”之后，我可以像他们放在靠近洋人的地方的其他珍宝一样，必要时得到保险。
当然，尽管在外国人的报纸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励性的话，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福祸的，还是那些拿枪杆子的军人。正如《华北每日邮电》所说，“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我记得这年（一九一九年）的下半年，紫禁城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有了并非泛泛之交。第一个交际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霖巡阅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汇来的一笔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是由我父亲收转的。我父亲去函致谢，随后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亲的名义馈赠张作霖，由一位三品专差唐铭盛直接送到奉天。张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当时奉军的副总司令，也就是后来当了伪满国务总理的张景惠，随唐铭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谢了我的父亲。从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军方面有了深一层的往来。在张勋复辟时，曾有三个奉军的将领（张海鹏、冯麟阁、汤玉麟）亲身在北京参加了复辟，现在又有张景惠、张宗昌被赏赐紫禁城骑马。张宗昌当时是奉军的师长，他父亲在北京做八十岁大寿，我父亲特亲往祝贺。民国九年，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了奉系打败了皖系，直系首领（冯国璋已死）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进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内务府大臣绍英亲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际。因为一度听说张作霖要进宫请安，内务府大臣为了准备赐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议一番。结果决定，在预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记得张作霖没有来，又回奉天去了。两个月后，醇王身边最年轻的一位贝勒得了张作霖顾问之衔，跟着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败，直奉合作期间，北京的奉天会馆成了奉系的将领们聚会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们奔走的地方。连醇王府的总管张文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他和张景惠在这里拜了把兄弟……
